吴昌硕与施旭臣

　　引言

　　余与孝廉(施旭臣)交最深，自始学诗，必受诗法，每成一篇，即以就质。同肆业西湖二年，于诗略窥门径，故余接孝廉在师友之间。

　　——吴昌硕《石交录校补·施旭臣传略》

　　同治童生咸丰秀才

　　清同治四年乙丑(1865)，是咸、同战乱结束的第二年。九月的一天，新建的安吉县学(宫)门前人头攒动、笑语喧哗，打破了往日的宁静气氛。原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暌违五年之久的县试将于当日发榜。虽然因为战乱之故，全县人丁锐减，考生寥寥，但毕竟是科举上的一件盛事，无论是应考者或是其亲朋好友，都早早来到现场。忽然，辰时已到，“嘡、嘡、嘡”三声锣响，人们即刻静寂下来，只见学官潘喜陶高声念道：“同治四年乙丑，安吉补考庚申科(1860)秀才(童试)发榜，按成绩高下录取名次如下：顺安乡施旭臣，鱼池乡吴俊卿，凤亭乡张行孚……”。这时，随着学官抑扬顿挫的吟诵，场上的情绪时而欢呼，时而唏嘘。

　　这次安吉科举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秀才补考，当时的场面永远定格在当事人吴昌硕(俊卿)著名的篆印“同治童生咸丰秀才”之中，而名列前茅的考生施旭臣、吴昌硕也因之相识、相知，成为亲密的“同年”。

　　施氏诗礼世家

　　施旭臣，安吉顺安乡(今递铺镇三官)人，1848年生(以下起以公元纪年)。其父施文铨，(1811——1861)字怡云，号寿民，博学能文，尤工古文辞。吴昌硕曾在《石交录校补·施旭臣传略》一文中说：“道咸中，吾邑推学行最著者为怡云施先生。”对旭臣父亲文铨先生评价极高。施文铨于道光年间游京师时，遇到一位贵人——湖州同乡、归安县的吴增嘉。吴为1808年戊辰科进士，曾任直隶祈州知州，转知延庆州。后因故罢官，遂寄居直隶，著述自娱，有诗文集。一个偶然的机会，吴见到文铨的文章，十分欣赏，道：“此我湖郡之才俊也！”经数年交往，两人意气十分相投，后便以女儿嫁之。故施旭臣祖籍虽是安吉顺安乡，但却出生于北方直隶地区。1855年，文铨以拔贡资格参加顺天乡试中式，成为举人。时直隶布政使司陆某，对文铨深加器重，使掌奏记一职，不数年，又历任延庆、正定等地教席，遂一直居家于北地。旭臣母吴氏，亦能诗，同治十三年版《安吉县志》录有吴氏的《南归后杂诗》，诗风缠绵、悱恻。旭臣自幼生长于诗礼之家，耳濡目染，自然也是诗人的料，年十一岁，其父命其赋言志诗，旭臣略思片刻，援笔立就：

　　夙懔趋庭训，端期器识先。驹阴怀壮志，蛾术励童年。黄甲忘温饱，青云附圣贤。男儿观所尚，须著祖生鞭。(《施氏遗著·施公传略》)

　　旭臣还喜欢将父亲读书时写的卷头评语和诗文手稿装订成册，藏于衣箱中，闲空时拿出来诵读。1861年，旭臣十四岁那年，正是太平军与清军在安吉、孝丰地区鏖战之时，施文铨不幸病卒于获鹿书院任上，享年仅五十一岁。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旭臣便只得与母吴氏相依为命，靠积蓄度日。平日，在母吴氏的陪伴和指导下，继续专注于学习诗文。他写诗不拘一格，于汉魏、六朝、唐宋皆取其精华，力求以风格神韵为宗；古文学柳州(柳宗元)、退之(韩愈)。久而久之，颇有心得，认为作文之法尽在前人经典文章之中。当他与别人谈论古诗文时，见解之老成令人大为惊异，不相信是出自一个稚幼少年之口。

　　1864年九月，太平军退出安吉，旭臣母子听说后便辗转回到安吉，暂时安顿于递铺镇旭臣的叔母家。

　　这年的中秋节前，避难外地的吴昌硕会同父亲吴辛甲，心急火燎地回到了鄣吴村，谁知，迎接他们的竟是“乡闾一焦土，骨肉剩零星”的惨状，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父子俩与亲人团聚的渴望。他俩只得强忍悲痛，埋葬好亲人的遗骨后，垦荒度日。是年冬，经人介绍，吴辛甲迎娶了晓墅杨氏为继室，并于次年(1865)春，自鄣吴村迁往安吉县城桃花渡畔，开辟芜园暂住。

　　也就是在这年秋天，吴昌硕和施旭臣在县学的考场上不期而遇。一个文质彬彬，一个翩翩年少，怀着同样的鸿鹄之志，在考场上一见如故。这一年，吴昌硕22岁，施旭臣18岁。自此以后两人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密切交往。

　　肆业西湖独我俱

　　吴施两人的亲密交往，始于诗，也终于诗，因此据上引吴昌硕在《石交录》中的自言，“同肆业西湖”应是吴昌硕向施旭臣学诗法的主要时期。

　　吴昌硕考取秀才后，曾先后于1869年、1871年两次赴杭州诂经精舍师从经学大师俞樾。正是在吴昌硕第二次赴杭求学之时，施旭臣恰巧亦在杭求学，两人既是同乡，又是乙丑年补考的同年，相逢于精舍不远的崇文书院后，便同居一室。

　　崇文书院旧址在今西湖苏堤跨虹桥附近，离孤山南麓诂经精舍仅一箭之遥。吴施两人因皆为“道德文章兼优之士”，遂被书院选送至诂经精舍学习。施旭臣自幼生长燕赵之地，不谙南方习俗，不拘小节，性情迂疏；又因家多变故，性情孤僻，落落寡欢,人多视其为“另类”，敬而远之。只有吴昌硕知其脾性，叹道：“呜呼，人皆谓孝廉(施于1873年乡试中式)不知世故，孰知其古来成败、当世得失固了然心中。造物生才不偶然，终不使其韬光韫宝也”，对施的丰富学识和发展前景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常与之同游。吴长施四岁，即以兄长为己任，处处照拂，无微不至。1871年，曾任安吉县教谕的钱塘人徐恩绶，曾与吴昌硕交游，他家居钱塘之时，吴昌硕常入城与之弈棋。其子徐珂后来在《康居笔记汇涵》一文中援引其父所见吴、施两人相处的生活细节，绘声绘色，令人历历在目：

　　丈(指吴昌硕)居崇文时，与其邑人施旭臣年丈浴升同室，从学诗，虽未称之为师，而服劳惟勤，日为之拭烟具、清夜潴(溺器名，即尿壶)。一日，先子(徐珂父)往候，旭丈卧而呼之，以水烟袋授先子。先子吸竟，语丈曰：“君自此又增拭水烟袋之一事矣。”丈又言旭丈居乡，所居曰递铺。每入城，必为之导，不尔则不出。在崇文时，亦应诂经精舍之试，高列得奖，辄入城，沽食物而归，皆兜之衣。入室，悉倾之以榻，卧而吸烟，随手摸索，得物即食，酱鸭胡饼，更迭啖之，且竟夕不睡以为常。……(转引自朱关田编《吴昌硕年谱长编》)

　　——以上的引文应是同时代人中对吴、施之间亦师亦友关系最详尽的记实文字，十分珍贵。

　　吴昌硕在崇文时向小他四岁的施旭臣学诗法，似乎令人有些难以置信，但考其两人的经历，倒未必不能成立：吴昌硕十七岁至二十二岁的人生最好年华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何谈“读书”两字！而施旭臣生长北地，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父施文铨又是“道咸中吾邑推学行最著者”，母吴氏出身名门，是个闺阁诗人，施旭臣自然能在父母的指导下肆力于古诗文，达到一定境界。吴昌硕主动向这位饱读诗书的学弟学习诗法自然顺理成章，同时也反映了吴昌硕不论资排辈、谦虚好学的博大胸怀；而旭臣也并不谦辞，尽将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于是，两人的交情遂从一般的挚友上升至非同寻常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吴昌硕的挚友、同乡朱正初，后来在阅读了吴昌硕的早期诗稿《红木瓜馆诗草》后，在题词中对两人的友谊大加赞赏，比喻为“李(白)杜(甫)交情”。

　　身处美丽的西子湖畔，在研读和应试之余，来自安吉的两位“山里人”自然不能免俗，何能辜负这吴越旧地、南宋故都的青山碧水。课余闲暇，两人或荡舟湖上，或攀崖葛岭，或吟诗两堤(白、苏)，倒也十分潇洒、从容。吴昌硕后来在《送施旭臣孝廉北上》一诗中回忆道：

　　先生西湖时，情性迂且疏。睡起日当午，饭罢钟鸣初。不梳顶上发，不检床头书。悠悠湖上水，泛泛狎鸥凫。轻舟荡兰桨，弄水摘黄蘗。堤畔自行吟，陶然乐有余。落落殊寡交，清游独我俱。(《红木瓜馆初草》)

　　芜园虽芜不寂寞

　　芜园是吴昌硕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驿站，也是他除故里鄣吴村外又一个精神家园。

　　然而，芜园并非是始终祥和、平静的世外桃源，在这里，依然上演着人间悲喜剧：

　　1865年秋，安吉县恢复科考，吴昌硕在学官潘芝畦的催促下仓促应试，侥幸得中，成为秀才，一家人高兴非凡、额手相庆。他更加努力地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习篆，并向同年(同榜秀才)施旭臣学习诗法。

　　仅仅是过了三年的平静生活，吴辛甲，一位乱世中颠簸流离的不仕举人，一位曾携他避难四方、并指导他学书学篆的慈父兼导师，竟于1868年不幸病逝，是年才48岁，而吴昌硕年方25岁。父亲的猝然离去，犹如前行中的明灯突然熄灭，几乎使他失去了依仗和方向。然而他毕竟是一个从苦难和死亡边缘中煎熬过来的早熟青年，很快就从悲切、渺茫的阴影中挣脱出来，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道路。

　　第二年(1869)，他毅然背起书箱，告别继母，到杭州诂经精舍从名儒俞樾学习小学及辞章。而这一年，也是吴昌硕在篆刻艺术探索上初获成果的一年，他的第一部印集“朴巢印存”编定。作为第一个读者的施旭臣，兴奋之余，慨然为之作《序》，在文中，除阐述了中国印学发展的渊源而外，还将吴比之于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对他的未来寄予了美好的期望：

　　……昔者赵文敏公有《印史》传世，吴子年方弱冠，他日积为巨帙，俾后之好古者与文敏书同摩挲焉，是亦吾湖之雅事也。”(全文略)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位挚友兼老师的不凡眼光！

　　1874年，可说是吴、施两人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们不再囿于芜园这块小小的园子，开始把眼光瞄向外面的世界。施旭臣于是年春赴京城闱试，却铩羽而归，虽感遗憾，但儿时立下“黄甲忘温饱，青云附圣贤”的鸿鹄之志，始终萦绕于怀，他自此以后每逢春闱，必上京闱试；而“家食苦不给”的吴昌硕则更现实一点，毅然告别了妻儿和继母，乘着小舟，顺西苕溪而下，辗转于杭州、湖州、苏州、上海等地，从此开始了“贾舟湖海游”的游学生涯。

　　神亲意密两不渝

　　吴昌硕自离开芜园以后，就很少回故园。然而，他与施旭臣人虽两途，心则相连，两人时有诗文往来，借此各诉衷肠。

　　施旭臣素来文弱多病，一生大多在贫病交加中度过。吴昌硕后来回忆道：

　　……旭臣性耽沈寂、厌猥俗，不谙治生，并不能走四方。籍笔耕谋衣食。平居手一卷，恒数月不出户，而家愈贫。为诗文取径特高，先达每叹不及。平生藉此以遣穷愁。(吴昌硕《施氏遗著跋》)

　　每逢三年一次的春闱，施旭臣必撑着病体北上应试，吴昌硕在《怀人诗》中描述了他奔波于应试途上的艰辛：

　　南船北马阅人多，短后衣从市上过。结习尽除天不许，一春还与病销磨。

　　当旭臣闱试落第后，吴昌硕又写诗宽慰这位执着于科举之途的落魄者：

　　不第再上书，归作苕上客。同时显达辈，相见判行迹。远道念故人，寄书达消息。秋风梳肺肝，多病苦岑寂。人生无病眼漆黑，不如卧病枕书籍。卧病读书心体闲，中有万古千秋之朝夕。嗟我东西南北苦行役，贫典我书病我瘠。被饥驱向海上行，短棹飘零百忧历。那及先生病起看白云，玉磬峰头驻游屐。回首云龙天一涯，短句吟成泪沾臆。(吴昌硕《给紫明先生》)

　　而施旭臣除常与吴昌硕诗词唱和外，还始终密切关注吴昌硕艺术探索的动向，先后为其印作、诗作撰“序”，给予热情的肯定、鼓励和期望。

　　1878年秋，施旭臣至芜园作客，盘桓旬日后，为吴昌硕撰写了著名的《芜园记》。在这篇著名文章的末尾，对芜园“花卉草莱乱杂并植，足迹之余皆菅苇……”的荒芜情景，作了精辟、深刻的解析：

　　……芜之时义大矣哉，田畴以芜而存，草木以芜而生。天地以芜而万物成，人以芜而永保令名。……吴子为人盖芜其身而全其心志也，故不以嘉名锡其园，而氏以芜。……虽然，吴子亦慷慨士也，天下有事，方当出而展其才，非终老是园者也。

　　1885年，吴昌硕第一部印集《削觚庐印存》编定，施旭臣为之题诗，极力赞扬他在篆刻艺术探索上的成就：

　　我闻周官用玺节，篆刻自古悬羲娥。斯翁不作阳冰老，八体旷代埋山阿。俗儒纷纷工铁笔，举世逞媚徒媕娿。鄣南吴子独杰出，力追颉籀扬其波。灿如繁星点秋汉，媚如星月藏松萝。健比悬崖猿附木，矫同大海龙腾梭。使刀如笔任曲屈，方圆邪直无差讹。怪哉拳石方寸地，能令万象皆森罗。雷回云纭目欲眩，恍如闪日踏鼋鼍。书参四代具众体，大小二篆分隶蝌。龙文虎爪足光怪，神游天府探夔戈。……(《施氏遗著·金钟山房诗集》)

　　是年夏，施旭臣游上海时，吴昌硕出示于坊间所得的汉度辽将军印，施对这方已历二千年之久的古印，进行了严密、详尽的考证，遂有著名的《度辽将军印考》一文：

　　友人吴仓石得汉印，银涂龟钮，文曰：“度辽将军章”。度辽之官始前汉昭帝元凤三年，以中郎将范明友为之，因乌桓叛，度辽水往击，故名焉。……汉制二千石，银印龟纽，文曰“章度辽将军”，秩二千石。故印同之汉印，刻者奇横，铸者工整，此印乃铸者，而浑厚古朴，非近人所能伪，为可珍已。戊子夏，余游上海，仓石出印以示，为考略如此。”

　　同年六月廿三日，吴昌硕长子育病卒于沪，年十六。施旭臣闻讯后，十分惋惜，为作《吴童子哀辞》(辞略)。

　　一年后的仲秋(1889)，吴昌硕首部诗集《元盖寓庐诗稿》编定，施旭臣又为其作序。

　　总之，从1874年至1889年十余年间，吴施两人或天各一方，或携手相逢，然而“心有灵犀一点通”，距离隔不断相思之情。施旭臣在他最后一首诗《寄怀苍石》中，竟将吴喻之为“龙”，自己则是“四方上下长相从”的“云”: “我愿为云君为龙，四方上下长相从”,可见两人的师友情已升华至难分难舍的境地！

　　旭臣梦断紫禁城

　　1890年二月底，正是春寒料峭时，施旭臣再一次撑着病体整装北上，这已是他中举之后的第五次闱试了。辗转抵达京师时已是三月初，谁知，刚到会馆卸下行李，他就瘫倒在地。幸有同行的湖州同乡戴笠青、朱莲夫两人将他扶到床上休息。捱了几日，病情日见沉重，延至三月八日，竟怀恨撒手西去，是年才43岁。临终前一日，他手指行李向两人交待道：“……尚有诗文若干首，往年于苏州时曾呈杨藐翁先生批阅，为之首肯，故放入行李，拟重录后再请删定，今无及矣！”待闱试结束后，戴、朱二人检其行囊，见有其父文铨遗著数篇、旭臣所著诗文及已编就的散文集《蠖斋谈助》共三种；文稿零乱未及整理。但旭臣身后无余资，治丧费用尚且不足，何谈刊印他的遗作。情急之下，戴、朱两人遍告同乡及其他应试考生，才集资若干，得于次年将旭臣灵柩辗转运回安吉安葬，并以余资刊印书稿。

　　四月，吴昌硕得知旭臣病逝京师的噩耗，五内俱焚，遂作《哭紫明先生》诗哭之：

　　(庚寅三月八日，紫明先生病殁京师，归安戴笠青孝廉翊清集赙归榇，余资谋刻诗文遗稿。)

　　今春上长安，行李载一肩。破书高过身，瘦骨风尘颜。逆旅坐相对，强饭殊昔年。名心病不已，仰视苍苍天。风雨送登程，别泪双眼填。黄埔三月暮，绿树栖啼鹃。恶耗传江南，孤情天北悬。岂意此一别，遽尽今生缘。临风哭失声，失声摧心肝。(三首录其一)(《吴昌硕诗集》)

　　五月，杨岘闻知后亦赋《哭施紫明(浴升)十韵》悼之。(诗略)

　　次年(1891)，戴笠青、朱莲夫两位同乡以治丧结余的百余缗钱，整理施之所著诗文、杂著并其父寿民遗稿，集为《安吉施氏遗著》，经吴昌硕手将遗稿交呈杨藐翁先生删定刊印。

　　四月八日，吴昌硕为《安吉施氏遗著》作跋：

　　……俊尝学诗于先生，稍稍解作五七字，皆先生之教也。先生贫而多病，依妇翁居，性悚懒，残书破砚，纵横堆几上尘盈寸勿顾也。每客吴门，榻俊寓斋，篝灯(4)讲艺，漏三四下犹不倦。至得意处，抚掌大笑，窗外栖鸟拍拍惊起，若怪人未睡者。此目前事，而今已矣！释氏言：“人生如泡影梦幻”，悲哉！夫人谁无死，死而有戴、朱两君不忘故旧，始终图所以张之。则虽谓先生不死，可也！惜先生无兄弟、无子，诸稿散佚不全，所梓不过六七，然安知无爱护而收拾者。是所望于当代君子耳。光绪辛卯，吴俊谨跋。(全文略)

　　结语

　　吴施两人订交虽仅短短二十五年，于1890年春戛然而止，然其间的交往之密切、影响之深远却远远超越了时间的长短，在近代艺术史上谱写了一曲令人动容、令人扼腕的佳话。尤其是作为吴昌硕学诗最早的老师，施旭臣对他早期诗作风格(或曰诗境)的形成，自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施出身诗礼名门，自幼专注于学习诗、古文。写诗不拘一格，于汉魏、六朝、唐宋皆取其精华，力求以风格神韵为宗。“上有好之，下必甚焉”，因此，施之所好自然也会成为吴的创作导向，初学诗的吴昌硕也概莫能外，以至“初为诗学王维”，诗作多闲逸清雅的初唐风格。举例来说，吴昌硕早期诗作中题为《龙安院寻竹逸上人》、《宿晓觉寺》等描绘故里风貌的诗作，意境清雅脱俗，极具唐人风韵，若将它放入唐人诗作中几能乱真。此两诗最早见于他早期未刊诗稿《红木瓜馆初草》中。1889年十月，吴昌硕首部诗集《元盖寓庐诗存》编定，施旭臣为之作《序》，此两诗被选入；四年后的二月，《元盖寓庐诗存》经删削后，更名《缶庐诗》(四卷)正式刊行于世，上述两诗仍被选入，且两版本同列于卷一的扉页。早期诗作，虽迭次删削，竟得最后保留，可见古人所说的“敝帚自珍”，当不妄焉！

　　吴昌硕在施旭臣的传授和影响下，诗境不但日见进步，且有了自己的面目。施旭臣在为吴昌硕首部诗集《元盖寓庐诗稿》所作的《序》中，就热情而中肯地对吴昌硕诗作的意境给予了诗化的诠释：

　　……初为诗学王维，深入奥窔，既乃浩瀚恣肆，荡辟畦畛，兴至擩笔，输写胸臆，电激雷震，(鯈)倏忽晦明，浩月在天，秋江千里，至沈深思，跃然简编。……而苍石独于荒江墟市之间，抱膝长吟，峭(悄)乎以思，旷乎以放，时而兀傲，时而愁悲，凡以自达其性情，不苟合于今，亦不强希于古，所谓克自树立者殆庶几乎！

　　关于吴昌硕诗境探索上的嬗变，一个世纪以来，论者甚多，令人目不暇接，近年出版的《吴昌硕全集·文献卷·吴昌硕诗文札发稿论》一文认为：

　　……缶翁诗境的改变：少学王维，慕其闲逸清雅；中移浑穆，时而兀傲，时而愁悲，兴至擩笔，抒写胸臆；晚境则浩瀚恣肆，无所不适，敦兮若朴，旷兮若谷。既不苟合于今，亦不强希于古，正因为如此，自成一格，秃笔槎枒，兀立吟坛。

　　笔者以为，此说将吴昌硕诗境的嬗变分为“少学王维”、“中移浑穆”、“晚境恣肆”三个阶段，正与一个世纪前施旭臣在《元盖寓庐诗存序》中的诠释相吻合！俗话说“英雄所见略同”，如此看来，吴昌硕诗作之所以能在大家辈出的晚清诗坛脱颖而出，终至“兀立吟坛”，施旭臣作为他早期的老师兼密友，自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