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城东街钱氏考——明代登州知府钱伦著及其族谱浅析

　　近日，笔者有幸一睹安城《钱氏宗谱》。此谱最近一次续修于清代宣统元年(1909)，共八册八卷。依谱中所述，安吉钱氏始迁祖为吴越王钱镠第十五世孙最乐公(钱三秀，号最乐)，即钱镠之孙钱弘佐第十三世孙(嘉善、桐乡、安吉钱氏，均为钱弘佐后裔)，元(1271——1368)末由台州迁到临安，继迁安吉城东街，“遂隐不仕”“负耒于野，耕读相承，诗礼是守”。因钱最乐居东街，故“安吉钱氏”亦称“安城东街钱氏”。后来由于家族人口不断增加，东街钱氏逐渐在安吉(含孝丰)各地分支，梓坊、晓墅、铜凤、竹林堪、包家桥、蛇角庙、钱家庄等地均有钱氏族人居住劳作。

　　通读钱谱，笔者最大的感受有三点：一是此谱为我们记载了一位正直的知府钱伦著。这位从东街走出去的正四品官员，宽仁慈爱，乐善好施，与同治《安吉县志》相关记录互为印证，对1994年《安吉县志》也是有益补充。二是谱中多次记及“1644年”这一特别年份。在历史上“1644年”极为特殊，对史学爱好者研究“大明、大清、大顺、大西”四个政权交替提供了民间资料样本，实属难得。三是谱中多处人物涉及到“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时间段，对地方文化爱好者了解、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证明。总之，钱谱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是一套质量非常高的地方家谱。今笔者择其要略，与读者共同分享。

　　一位仁爱的知府

　　同治十二年(1873)刊印的《安吉县志》(汪荣、刘兰敏主编)“墓域”记载：(明代)登州知府钱伦著墓，在昆山乡进龙山。清代昆山乡范围有六庄，大致在如今上舍、管城、姚坞、干溪桥、陈家塘、里江、黄杜、柴潭埠、徐村湾一带。

　　继查“人物”：钱伦著(1581——1640)，字懋学，号儒初。万历丙午(1606)登乡荐，初授赣榆县(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谕，历升工部员外郎，知湖广岳州府(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改知山东登州府(今山东省蓬莱市)，廉明慈惠，所至皆有循声。崇祯庚辰(1640)以年老乞休居乡。

　　据查《钱氏宗谱》，伦著为安城东街人，从其始祖钱三秀开始计算，历经明辅、士安、景、兆、兑等族辈，至伦著，已是第八世。这位东街“城里人”，在连云港赣榆教谕任后，还历经北京国子监助教、大理寺司务、都察院司务及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等四职，继而升任岳州知府。

　　伦著退休后返回安吉时，正值家乡荒年。赋石水库旁有一块“昌福寺僧田碑”，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苦难场景。崇祯初年(1630年左右)，全国多地连续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以致于“百姓采食山间蓬草，剥食树皮”，最后甚至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的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崇祯九年至十三年(1636——1640)，“无岁不荒，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大旱导致蝗灾、鼠疫等灾害爆发。蝗灾由陕西渭河两岸向长江一带发展，到1640年，安吉所在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已成为蝗灾重灾区。伦著回乡后，立即投入救灾中。他拿出自己的积蓄，交由儿子钱骝仁去购买粮食物品，救济灾民，帮助乡亲们度过荒年。当他看到附近村民过河不便时，又出资购买田产作渡田，使渡口日常维护得到保障。伦著还在金钟山捐建了金钟寺，志载：“明崇正间，登州知府钱伦著建，捐助田亩以供香火。”伦著为官时，明朝俸禄制度已改为月俸制。正四品的伦著月俸米二十四石，按《明会典》的记录，成化二十年(1484)时“一石折为银两七钱”，其月薪大概6900元左右。要接济乡民、置办渡田、捐建寺庙，还要养一家人口，着实不易。另一方面，也说明彼时钱氏已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伦著的乐行善事也影响着下一代，他的儿子钱骝仁也是一位轻财好施之人；他的曾孙钱五铢，志书载其“平生慷慨仗义，戚族缓急无弗应，为亲友排难解纷不辞劳怨，康熙四十七、八两年(1708、1709)饥疫相仍，五铢施粥施榇不训重资，乡人咸感德焉”。

　　可惜伦著1640年5月退休，7月即逝于赣榆沙河镇，时伦著正在走访旧时门生。伦著还有三个姐妹，分别嫁给东街张家(明代广西参政张士纯同族)、二潭马家和长兴南淙韦家韦应柬(1564——1639)(据长兴南淙《韦氏宗谱》)。这里顺带了解一下伦著这位正四品官员后裔情况。其子孙中太学生居多，多为读书人，无为官记录，也算是秉承了伦著的耕读传家思想。

　　至于伦著墓为何会在远离安城的“进龙山”，则是因为其子骝仁迁居晓墅，再加上伦著父亲钱兑(字满城)的墓也在昆山乡“三台峰进龙山”，进龙山是钱氏祖坟地。据文物博物研究馆员程永军先生实地调查，“进龙山”即管城村“青龙山”，在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天官墓”的故事。因伦著25岁就步入仕途，先后在江苏、北京、南京、湖南和山东等多地为官，60岁时才返回家乡，且在安城居住，管城当地群众或许并未见到伦著本人真容，只知道这是位久居京城的大官，故有“天官”一说。

　　一个特殊的年号

　　笔者在查阅钱谱时，看到一个特别的年份：1644年，且多次出现在谱中。

　　居住在安城包家桥的钱绍祖(1644——1666)，字孝则，娶隐将诸氏，按谱排辈，为第十世，谱载其出生于“崇祯十七年”(1644)。钱伦著的孙子钱遂日(1644——1698)，字惠伯，增广生，乡饮宾，为桃东第十世，谱载其出生于“崇祯十七年”(1644)。居住在梓坊的钱文(1644——1714)，字振声，国学生，娶本村范氏，生有三子，为桃东第十三世，谱载其出生于“顺治元年”(1644)。另有居住在俞墩的钱坚，字贞白，州庠生，其生于万历二十八年，卒于顺治元年(1644)，为桃东第十世，其妻为乌程(今湖州吴兴)举人徐华台之女。钱钟，字公声，其出生于顺治元年(1644)，为桃东第十一世。谱中多处记录“1644”这个年份。

　　查阅“中国历朝皇帝年代表”可知，1644年是一个闰年，农历甲申年，涉及四个年号：明思宗崇祯十七年(朱由检)，清世祖顺治元年(爱新觉罗·福临)，大顺朝永昌元年(李自成)，大西朝天命三年(张献忠)。这一年正值大明(1368——1644)、大清(1616——1911)、大顺(1644——1645)、大西(1643年张献忠于武昌创建“大西国”)四个政权交替。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恰恰在《钱氏宗谱》得到了印证。

　　为何在钱谱中一个年份会有不同记载表述方式？仔细分析可知，钱遂日是钱伦著的孙子，伦著为明代官员，作为其出生于1644年的嫡孙，理应记载为“崇祯十七年”。作为钱遂日同辈的钱绍祖，其出生年份标注为“崇祯十七年”亦可理解。钱文出生于1640年，1714年去世，其生活的年代基本在清代，故其出生日期记载为“顺治元年”。

　　查“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可知，1644年还有一段“弘光政权”存在。这一年的五月，朱由崧替代朱由检，在南京称帝，改元“弘光”，在位仅1年。1645年(弘光元年)，清军兵临江南，南京城门大开，朱由崧逃亡芜湖，后押往北京，翌年被清军处死。

　　国史和地方志记大事、全局，而家谱记小事、局部，所以家谱文化是对国史和地方志文化的有益补充。《钱氏宗谱》对“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的不同表述，有其合乎时代情理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编修家谱人员的高超技艺。

　　一段心酸的记忆

　　王家诚先生在《吴昌硕传》“归乡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864年)六月底……(鄣吴村)逃亡的村民陆续回来，神情呆滞、麻木，恍如走进了梦游的世界。四千多人的村落，五年离乱，连吴昌硕父子在内，生还的仅止二十五个。三十万众的孝丰县，剩下寥寥落落的，连三十分之一都不到的八千人。”吴昌硕在《别芜园》中有“在昔惟烽火，乡闾以焦土。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骨肉剩零星，流离我心苦”之句。1994年版《安吉县志》对这一期间也有记载：“(安、孝两县)……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相对于安吉县)孝丰县人口锐减更甚，田地大多抛荒。”民国十年(1921)，吴昌硕先生刻了一方“同治童生咸丰秀才”印章，边款刻：“予生不辰，于咸丰十年庚申(1860)，随侍先君子避洪杨之难，流离转徙，学殖荒落。同治四年乙丑(1865)乱靖，广文潘芝畦师，疆曳之应试，乃入学……辛酉良月，昌硕客扈上，更治石志之。”时年78岁的吴昌硕对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这番经历仍记忆深刻。

　　在《钱氏宗谱》中，对这段历史也作了详实的记录。如，东街钱氏第五世有一支迁到孝丰南边的清波湾居住，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到了第十五世，时间大概在同治元年(1862)左右，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笔者对钱谱“清波湾”族人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死于战乱的情况进行了部分统计：

　　钱玉山“被匪难亡”。

　　钱玉翰“被匪难亡”。

　　钱成名“壬戌难亡”，时年67岁。

　　钱成相“壬戌难亡”，钱成位“壬戌难亡，葬与兄同墓”，时年两位堂兄弟年龄分别是64岁、54岁。

　　钱成发“同治元年壬戌，被匪难亡”，时年82岁。

　　钱成贵“同治元年壬戌，被匪难亡”，时年62岁。

　　钱成起“同治元年壬戌，被匪难亡”，时年63岁。

　　钱成宾“同治元年壬戌，被匪难亡”，时年60岁。

　　钱成崑“同治元年壬戌，被匪难亡”，时年66岁。

　　钱成周、钱成朝、钱成懋均于“同治元年壬戌八月，粤匪难亡”，三位亲兄弟去世时年龄分别为55岁、54岁、53岁。

　　钱成琇“同治元年壬戌被匪难亡”，时年66岁。

　　在吴长邺编著的《我的祖父吴昌硕》一书中，对太平天国军队入浙经鄣吴有过记载：“(1860年)春，太平军一部自安徽广德界牌方面进抵浙江，清兵尾随而至，鄣吴村是必经之路，村民仓皇奔逃，先生(吴昌硕)随父(吴辛甲)转辗流亡，历尽艰险，途中父子又被乱军冲散，只得只身逃亡。其间，弟死于疫，妹死于饥。聘妻章氏未及成婚，居家事姑，一遇情况紧急，即扶老人往山野间暂避。”面对战乱，“弟死于疫，妹死于饥”，昌硕父子“转辗流亡”，但同时笔者注意到另一段文字：“一遇情况紧急，即扶老人往山野间暂避”，说明昌硕的母亲万氏并未和他们父子一起逃难。是体力不支还是故土难离？恐怕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总之，战乱期间不离家，是无奈之举。以上14位钱氏族人，均于战乱期间同治元年(1860)去世，年龄大部分在60岁以上，甚至有82岁老者，这和万氏“居家避难”的情况是相同的。钱谱的这些记录，对安吉、孝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人口研究，亦是一种实证补充。

　　非常巧合的是，据安城东街张维刚(华品)先生保存的《张氏宗谱》记载，官至从三品的明代广西参政张士纯(1518——1571)也居住在东街(原有为张立的进士牌坊)，从东街起家，早于伦著出生60余年，“一街两进士”，堪称安吉一奇。

　　至于钱氏最乐公为何会选择安吉落户，钱谱中一篇作于万历甲辰年(1604)的“安吉东街钱氏族谱草叙”给出了答案：“(最乐公)隐居临安，闻安吉山水之胜，迁桃城东街”。安吉的绿水青山吸引了钱最乐前来定居，随后置产占籍，以耕读立基。至于最乐公居住在东街何处，钱谱中亦有答案，即东街转北第一坊——太平坊。如今，安城城址的保护、开发已步入一个新阶段，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访一访“安吉进士第一街”“安吉钱氏第一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