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说汉城

　　关于汉城，本文的写作颇有点重拾牙慧的感觉，因为若干年来已有许多前贤学者做过研究和解析。作者朝花夕拾重提汉城，初衷是参与讨论，共同来探寻安吉立县之初的县治所在地。

　　简析安吉带“城”字的地名

　　在安吉县的历史地名中，带“城”字的地名屈指可数。在明、清年间的地方志中，仅见有古城、安城、晏子城、穆王城、孝丰城等。在这些有城字的地名中，古城、安城、孝丰城是曾经的郡县衙门治所，晏子城、穆王城是历史名人遗迹。仔细审视这些有“城”字的地名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安吉县(含故鄣县)1800余年的历史进程里，不是随便哪个地方可以用上“城”字的。

　　除了以上带“城”字的地名外，在安吉还有两个用“城”字的地名——汉城和管城。让人觉得巧合的是一个在故鄣南境，一个在故鄣东境。汉城、管城处在公元185年建县的安吉县和原乡县的区域范围内。他们的出现应该不是巧合，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是当时黎民百姓的约定俗成。黄巾起义爆发后，“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注：见《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有两拨逃亡的“长吏”进入故鄣县的南面和东面，有意无意间分建出了两个新县，造就了两个新“城”。

　　汉城，敢前冠以“汉”后缀以“城”，绝不会是古人随意谓之。同样，安吉县东北部的管城村，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能以“城”为名，也是有其历史深意。

　　汉城的前世今生

　　现在的地图上已找不到汉城的标记。它不是行政村，也不是自然村，如今是一个村民小组的名称，隶属在杭垓镇缫舍行政村窑岗上自然村名下。

　　据历史资料记载，汉城的名称要远远早于窑岗上。在光绪《孝丰县志》中，汉城庄与缫舍庄、杭坑庄、大坑庄同属太平乡匏图(注：光绪《孝丰县志》卷三·建置志乡区)，当时还没有窑岗上的庄名。到民国末年，窑岗上才和汉城等村平起平坐。民国三十六年(1947)，汉城与缫舍村、毛头坞、黄纸碓、白述坞、窑岗上同属太平乡第11保。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汉城”一名渐渐在安吉县的自然村名单中消失。

　　清末时期，由于太平军征战的原因，孝丰县域内人口锐减，村庄被毁严重。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社会生产日渐恢复，百姓生活趋于稳定，居民住房建设的砖瓦需求量也相应增加。梨花山脚和汉城村附近的黄土土质适宜制砖做瓦，砖瓦窑兴盛起来，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新地名——窑岗上。窑岗上的小砖瓦窑生产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住房的式样改变以及建材的更新而没落。砖瓦窑停止生产，因“窑”而成的地名保留了下来。

　　汉城地名的产生和窑岗上地名的得来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

　　公元184年农历二月，张角发动黄巾军起义。起义军的目标直指东汉王朝的各级政权和各诸侯王国。到五月已有多位官阶二千石的州郡主官和独霸一方的诸侯王被抓被杀，迫于形势，地方官望风而逃。其中有一个郡级的副主管官员带领少量军队人马躲进深山，来到当时故鄣县的南境。他们打着大汉的旗号，以“抵抗黄巾军，护卫汉江山”的名义，住进一个后来叫汉城的地方。进驻后立即和故鄣县南境地方上的乡、里(村)级干部取得联系，动员老百姓组织民兵，再以带来的汉军和当地民兵混编，分派到故鄣南境周边的山隘关口把守，美其名曰“守险助国”。在鄣南安顿下来后，副主管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筑汉城，守疆土，护百姓。为国效力，万死不辞。”皇帝见有如此为国出力的忠臣，决定颁诏奖励，奖他一个县令当。于是，拆分故鄣南境建安吉县。守险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了县令，官员的办公地点顺理成章就成县衙驻地，也被当时的老百姓们承认是代表大汉朝管理地方的城——汉城。

　　上面这个故事的最早出处，见于南北朝时的山谦之(？～约454)写的《吴兴记》：“中平二年，分县南置安吉县。光和末，张角乱，此乡守险助国，汉嘉之，故立县。”(注：唐李贤《后汉书注·郡国志四·故鄣县》)张角发动起义，地方上“守险助国”，皇帝嘉奖立县，前因后果，逻辑清楚。这里面的核心和重点落在“守险”上，研究安吉县治的最初落脚点的重中之重，就是寻找“守险”所处的位置地点。而这个守险的落脚点就在——汉城。

　　汉城得名与安吉立县密不可分，汉城得名还稍稍早于安吉成县。

　　另外，汉城地名大致在公元184年之后形成。在这之前是否有此名不能确定。本文为写作需要，仍沿用此名。

　　鄣南地势和汉城地貌

　　故鄣南境的东、南、西面有天目山脉拱卫，与余杭、于潜、宛陵(现宣城地区)交界。北面是连绵的丘陵。丘陵山虽不高，道路同样是迂回迢递，蜿蜒难行。要想进入这里，必经周边几个山道关口，分别是苦岭(虎岭)、金鸡岭、董岭(铁岭关)、唐舍岭、亭子岭、杭岭等。在赋石一线有大鱼荡岭，大鱼荡岭下的赤里桥和渔溪村是原西圩进出孝丰方向的门户，山路崎岖。汉城就位于故鄣南境的群山之中。

　　汉城和它所在的窑岗上，地貌特别，从军事地形学的角度来看，易守难攻。西边是梨花山，山虽不高却很有点陡，柴草茂密，攀爬不易；南面有西苕溪河水，北面有缫舍村来水，两条河水在窑岗上的东面汇合，形成一个半岛状地形。南北东三面临水，形成天然的“护城河”。面河的土坡绝大部分是数丈高不易攀爬的陡坡，不知是天然形成还是当年为防守需要人工制成的。守卫的将士只需在部分斜坡地段上夯筑土墙，就能建起御敌的“城墙”。在冷兵器时代，足可阻止并迟滞敌人的进攻。一千多年风霜雨雪的侵凌，现代社会的投资建设，使汉城周边地形有所改变，但还是能依稀辨识当年模样。

　　在梨花山与三面溪水的包围中，汉城所在的半岛状的山岗上，只需在东面留一个进出通道，安一个城门，就能隔绝内外。山岗上有水(山塘)、田地，困不死防守的人。如果再在梨花山顶的树林中秘密预置一条小道，以备万一。这就是一个攻打难、困不死、溜得掉的躲避危险的好场所。以此为中心据点，再派出兵勇守住外围高山间仅有的几条崎岖进出山道，形成“双保险”局面。虽不能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至少可以减少些身陷乱世生死攸关的忧虑。

　　以汉城为据点，扼守住鄣南周边高山、丘陵间隘口通道，控制区域广，回旋余地大，黄巾军真要来攻打，可以处处设防，步步为营。

　　控制了鄣南，有一块足够大的地盘，就能承载一个新县的诞生。驻守汉城，鄣南就有核心。占据鄣南，汉城里的官员才有向皇帝邀封请赏的资本。

　　汉城的历史机遇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不已，在汉灵帝在位的22年，史书上有记载的内外战乱就达67次之多。其中与故鄣县扯上关系的战事有二次，二次都波及到汉城。

　　第一次战事发生在东汉建宁二年(169)。

　　“九月，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注：见《后汉书·孝灵帝纪》)这些起兵造反的山越人从丹阳郡南境(皖南和浙北地区)出发，北上围攻丹阳郡郡治，很快就被丹阳郡太守陈夤带领的守备兵力击破剿灭。这是“山越人”以造反者的姿态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期间从丹阳郡去会稽郡，见沿途人烟稀少，下令迁“百越民”入住垦荒，这就是“山越人”的由来。著名学者张崇根撰文指出：“山越主要分布在扬州的丹阳、会稽、吴、豫章等十一郡的山岭地区。就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说，主要分布在江苏的宁镇(南京、镇江)丘陵，皖南、浙西、福建北部和江西东北部这一范围内，其核心则在皖南及与之相毗邻的山区。”公元223年(三国吴黄武二年)毗陵侯朱治自请屯守故鄣，除了故鄣是他的故乡老家外，还有就是“镇抚山越”。

　　故鄣南境和宛陵(现宣城地区)相邻，山越武装在围攻丹阳城失利，弃攻为守时，一定要寻找一个可以有效进行防守的地点。汉城位于丹阳郡的东南边境，地形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是一个天生的堡垒，一个可以据险抵抗的地方。丹阳太守陈夤为了消除后患，带领故鄣县令率兵全力攻打困守在汉城的山越人。防守方势单力薄，最终被“击破”。进攻取得胜利，留给陈太守的启示是汉城的地形虽好，终究只是一个孤立的据点，要想长久的据守，就要扩大守卫范围，要有战役纵深。所以，后来的“守险助国”就是以汉城为点，以鄣南为面来实现的。

　　第二次战事发生在东汉熹平元年至熹平三年(172~174)。

　　熹平元年十一月，会稽人许昭起兵自称“大将军”，立其父许生为“越王”，攻破城邑，众以万数。皇上拜臧旻为扬州刺史，命臧旻率丹阳太守陈夤去会稽攻击许昭。“(熹平)三年(174)十一月，扬州刺史臧旻率丹阳太守陈寅，大破许生于会稽，斩之。”(注：见《后汉书·孝灵帝纪》)“迁臧旻为使匈奴中郎将。”(注：《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

　　扬州刺史会同丹阳太守讨伐会稽许生一事，《资治通鉴》也有载，稍有不同的是，吴郡司马孙坚参加了攻打会稽的战斗。“夏，六月，吴郡司马富春孙坚召募精勇，得千馀人，助州郡讨许生。”(注：见《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七·孝灵皇帝》)臧旻在担任扬州刺史之前是吴郡太守，吴郡归扬州管辖，吴郡司马孙坚募勇参战，不管于公于私都是要努力表现的。

　　会稽郡有人造反，朝廷派扬州刺史臧旻和丹阳太守陈寅前去镇压，最后在吴郡司马孙坚的协助下完全打胜。打仗没有故鄣县的事，但部队行军，粮草运输却是在故鄣县的山路上行进的。

　　秦置故鄣县，管辖范围涵盖现安吉县全境、长兴县西南小部分和广德县全境、郎溪县一部分。故鄣县在丹阳郡的管辖之下，丹阳郡的治所在宛陵(今宣城地区)。宛陵的东南(宁国地区)和故鄣南境交界，故鄣县西界则是以现在的广德西境和宛陵(今宣城地区)接壤。从丹阳郡往东南方向去余杭、钱塘、会稽，经故鄣县前行是最佳捷径，也是必经之路。1994版《安吉县志》的“县史述略”里说：“《越绝书》载：始皇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东游会稽，途经县境。”当年秦始皇从丹阳郡前去会稽郡，是经过故鄣县的山野古道前行的。

　　征讨许生这一仗实实在在打了二年，从公元172年11月至174年11月。臧旻的扬州刺史衙门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在会稽郡的正北面。丹阳郡守陈夤的衙门在宛陵(现宣城地区)，宛陵在会稽郡的西北面。从历阳、宛陵到会稽，虽说不是万水千山，却也是山阻水隔，关山迢递。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作战行动准备物资并运输到位，大约得耗费一年时间。臧旻和陈夤要去会稽作战，两人可以分别走水路和陆路。一、历阳地处长江边，州刺史属下的兵员物资可乘船沿长江东下，出长江口后，转向南进入杭州湾，在杭州湾的南岸卸船，再与丹阳军队合兵向会稽进军。二，郡太守带领的兵员和物资横穿故鄣县，途经余杭，渡过钱塘江后进入会稽地界，和扬州部队汇合后共同进攻会稽许生。丹阳郡属下军队行军路线不一定会和秦始皇走过的路相重合，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汉朝对徭役差夫行程是有规定的，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注：见《吕后二年律令·徭律(p188)》)律令中规定的日行路程的一半在25—40市里之间，在行军途中的休息宿营，饮水吃饭的点位上，需要部队的后勤在沿途设置茶饭供应点和宿营休息地。

　　汉唐古道，明清延续。说几个光绪年间的道路里程数据，供大家参考。从董岭(铁岭关)经杭岭到孝丰57.3市里。从孝丰北门经唐福(塘浦)到安孝分界30.5市里。孝丰经西圩到日回山27.8市里，从日回山经磻溪到董岭(铁岭关)38.9市里。(注：数据来源于《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一)》)汉城和磻溪、西圩、塘浦都处于西苕溪沿岸，有道路连通，且汉城距日回山不远，都在25—40市里范围内。

　　所以，汉城有可能在公元169年和公元172年发生的两次作战行动中，因其特殊的地形和合适的地理位置，引起某些主管长官的注意，并留下深刻印象。为后来在黄巾起义中受到惊吓“逃亡”的官员进入鄣南，启用汉城埋下伏笔。

　　是谁坐镇汉城“守险”鄣南

　　这个进入鄣南，最后受封成为县令的人是谁？因为距今有1800多年，没有历史资料可供确认。但根据东汉的官吏制度，还是可以推断出一个大概。

　　秦始皇统一天下，颁行郡县制，汉承秦制，略有变动。到东汉末，地方官职在州有刺史；在郡有太守(秩二千石)、郡丞(秩六百石)；在县有县令(秩一千石)、县丞(秩四百石~二百石)、县尉(秩同丞)。据《后汉书》载，每县大者置令一人，万户以上为县令，秩千石。不满万户为县长，秩四百石。再小一点的县，县长秩三百石。县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尉的主责是抓捕盗贼。在乡一级中，置有秩、三老、游徼等职位。有秩由郡级政府部门任命，秩百石，管理一乡人。(注：见《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八·百官五》)

　　县令官秩一千石，做故鄣县令和安吉县令是一样的。所以，郡丞(官阶六百石)、县丞(秩最高四百石)、县尉(秩同丞)都有努力寻机升官的欲望和动力，如果升级做县令则官阶级别就增加好几百石。再有一点，民间多有“宁为鸡首，不做凤尾”一说，所以即便是郡一级的副职，也愿意去做低一级的县级正职。

　　张角发动的黄巾起义扫荡州郡县政权，各级的主政官员有责任保护一方安全。故鄣县的几个主要头头带领下属竖起旗帜，抵抗义军，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如果没有能力抵抗义军，躲进鄣南，也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完全可以去任何一个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僻远乡里暂住。根本犯不着到一个小山岗上去吃苦受累，何况他们还没有本钱去向朝廷报功(守险助国是本职工作)。假设他们获皇帝“嘉之”，分故鄣建安吉，管辖的地域只占原地盘的四分之一(另四分之三是故鄣、广德、原乡)，算算账真是得不偿失。

　　但是外地官员进入鄣南，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他完全可以大张旗鼓地竖起旗帜，对当地民众说，是大汉皇帝派来保护百姓的。强龙不压地头蛇，为了立脚，他们不会去挤占当地百姓居住区。但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住下来，比如半岛状的小山岗，先生存再发展。向朝廷报功后，不管什么封赏都是好的，能得到一个县令，足以让人喜出望外。

　　受到皇帝嘉奖，成为安吉县令的这个人，大概率是丹阳郡守的属下——郡丞。也不排除同来的还有郡太守本人。个中缘由在于十年前的出兵会稽取得胜利，扬州刺史升任将军(使匈奴中郎将)，丹阳太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在史书中却不见他得到什么奖赏。黄巾起义爆发后，陈太守也就不肯出力，带着属下熟门熟路地跑到故鄣南境，明面上是守险，暗地里是避险。(参加会稽作战的孙坚此时正以佐军司马的军职率部攻打黄巾军。)

　　黄巾起义造成的威胁主要在丹阳郡的北面，所以丹阳郡的官员为安全计，就往南跑，在第一时间进入故鄣南境。十年前的军事行动使丹阳郡军政头头对鄣南的山川道路、风土人情有深入的了解。在征战会稽的过程中，为运输辎重征用民夫而和沿途的乡级管理人有过接触，彼此相识，说得上话。丹阳郡是故鄣县的上级单位，领导入驻所管辖的地方，下级单位的人即便不情愿，也不好过分反对。

　　当然丹阳郡守是不屑县令位置的，郡太守的职级是二千石，县令的职级只有一千石。郡太守协同郡丞来到鄣南，可以在协调地方上的人力物力应对危机方面起作用，同样也可以为郡丞下属谋求利益出谋划策，在和州级、朝政高官沟通上更具身份优势。有高级别官员进入鄣南是有迹可循的，可从“守险”的范围看出。故鄣南境的地理主体大部分是在后来的孝丰县境内，在人力的动员和调动上就需要有一定的威望和协调能力。在东汉灵帝时期战乱动荡的环境里，安吉县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故鄣境内分出建县，除了朝廷高层有政治宣传的需要和强化地方管理的因素外，其中应该还有一个能上下联络的人物从中斡旋推动。

　　根据相关史籍记载，公元184年的农历八月张角病死，到了十一月，张角的二个弟弟也都相继战死。捷报传到京城，灵帝刘宏掩饰不住狂喜，立马在农历十二月宣布改元，改“光和七年”为“中平元年”。(注：事见《后汉书·灵帝纪八》)腊月过完，就是中平二年(185)正月了。所以“张角乱”在史书上的记载称“光和末”，也称“中平初”，都对。同样，在故鄣南境和故鄣东境的守险官员们，在光和七年发送邀功奏章，中平二年即接到建县诏书，看似历时二年，实则只有几个月。

　　汉城的命运

　　当年，一群“逃亡”躲避战乱的人，在故鄣南境的一个小山岗上版筑土墙，安营扎寨，利用三面溪水作护城河，建起了一座小城。诏命安吉立县时，这群人的头头摇身一变成为县令，新建的小城自然就是县衙所在地。县令最初是打着大汉的旗号进入故鄣南境的，得到的又是东汉王朝的任命，四乡百姓接受的是汉朝官员的管理。所以，这个在小山岗上新建起来的土城顺理成章的叫——汉城。一个半岛状的、带护城河的小山岗，加上外围连绵的高山和丘陵，成就了一个传奇：分出故鄣南境建安吉县。

　　汉城虽是有幸成为安吉县治的首选地，只可惜生逢乱世，时运不济，在历史记载中没有留下些微痕迹。历经1800余年的岁月沧桑，如今呈现在广袤大地上的是一个不足百人的村民小组名称。

　　汉城作为安吉立县最初的县治，存在多少时间？不得而知。安吉在东汉末年立县之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其间两次撤并，有70年无县治，直到高宗麟德元年(664)才定制不变。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县令孔志道移治于玉磬山东南，安吉县治彻底离开鄣南。

　　汉城在东汉的治下有35年(185~220)。在三国吴政权的治下约50年。在公元270~28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段(也可能是在西晋初)安吉县治迁出汉城。理由如下：

　　一、安吉成立之初，东汉军队和黄巾余部的战斗时有发生，山越人活动在安吉、故鄣周边，社会没有完全安宁，安全因素还要考虑，县治仍设在汉城。二、三国鼎立成型后，在孙吴的控制下，安吉、故鄣、原乡所在区域附近的山越造反派、黄巾军余部的威胁逐步清除。安吉县衙僻居山里，原来的山水险阻优势变成了交通劣势。明何显在《请升安吉为州疏》中说：“本县(孝丰)僻处山中，舟楫之所不通，上司之所罕至，跨连直隶、宁国、广德府州，地方山林深险，道路崎岖；……。”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即便已经到明朝，鄣南深山区的深险地形，给和平年代的县衙公务管理仍是带来诸多不便。三、公元266年，孙皓以“故鄣，安吉，原乡，于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湖州)。”(注：见三国东吴乌程侯宝鼎元年(266年)分吴、丹阳两郡置吴兴郡诏书。)为由分丹阳、吴郡9县设吴兴郡。安吉、故鄣、原乡等划归吴兴郡管理。安吉由原来西北向的丹阳郡管辖转为东北向的吴兴郡节制，行政管理方向上的改变，成为促使安吉县衙外迁的动力之一。

　　纵观安吉县治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有从西苕溪上游向下游移动的特点，这个特点受两个因素影响：交通便利度和税收的管控。安吉县历史上的税源中举足轻重的农林二大类货物，都是在西苕溪下游交易的。交易商品包括竹类(毛竹、小杂竹)的原竹和制成品，以及笋干、木材、柴炭、蚕丝、粮食等。林产品主要在西苕溪上游生产，然后顺流而下在梅溪交易。农产品的生产和交易主要在西苕溪的中下游。三国末年安吉县治从汉城迁出，到唐开元二十六年迁出天目乡到玉磬山东南，再到元明间迁到安城。几次迁移的核心都有便利政务活动和强化税源控制的实际考量。

　　安全威胁的解除，税赋来源的控制，上级郡治的变动等几种因素叠加，县衙迁出汉城已是当家县令必须考虑的事。大约在三国孙吴统治的后期或者西晋之初，安吉县衙迁出了汉城。具体迁到何处不知道，历史记载只给了一个笼统的地点——天目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