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古城遗址的发现与探析(上）

　　安吉古城遗址位于递铺街道古城社区古城自然村，原安泗公路(安城至泗安)安城与良朋交界部的6公里处。

　　安吉古城，史书屡有记载，先秦时期称鄣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后称故鄣城，约在唐代以后则以它是古代城址便称古城，沿用至今，还出现过晏子城的称谓。

　　西汉司马迁《史记·高帝纪》、《史记·吴王濞列传》；东汉班固《汉书》、《山海经》、《越绝书》；三国(东吴)韦昭《越绝书注》；西晋郭璞《寰宇记》；东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南朝(梁)刘昭、沈约《宋书·州郡志》，裴骃《史记集解》；唐代李泰主修，萧德言等撰《括地志》；宋代刘敞《汉书·地理志》等史书均有记载。

　　弘治《浙江通志》、万历《湖州府志》、同治《安吉县志》等方志亦有所选录。

　　元代杨椎桢，清代顾祖禹、王舟瑶、全祖、姚鼐、钱大昕、洪亮吉、刘师培、惠栋、王国维等经学家、文学家也都有记叙。

　　当代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北大教授辛德勇，尤以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其骧先生等历史地理研究学者都对安吉古城有颇多涉及，亦可谓认真细致。

　　前述所有考证均系依据前人的记载或解、或注，或根据里人传说推断，实乃“纸上谈兵”，难以定论。虽说谭其骧先生于生前再版《中国历史地图集》已标注出了安吉古城即为秦代鄣郡治所，但仍争议颇多。显然，历史文化地理仅凭“闭门造车”是不可能得到明确定位的，而必须依托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即以田野考古为根本、出土实物资料为依据，做到考古学与史学的有机整合才是唯一途径。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嘉兴地区普查小组普查队员隋全田、匡得鳌、袁华、费敏一行，根据同治版《安吉县志·古迹》“晏子城，在州西北十五里。”的记载，首次进行调查发现该城址，并对该城址的地理环境、总体布局进行了调查、记录。

　　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复查，我有幸参与了本县的全部复查工作，对该城址及环城址周边区块约20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全面调查踏勘。

　　该城址，平面略呈方形，城内东西长650米，南北宽550米，城址区占地面积0.33平方公里。城址西南高，东北低。土筑城墙保存较好。环城护城河遗迹明显可辨，宽由80到50米不等，包括护城河在内，占地总面积约0.5平方公里。

　　城址。因交通建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兴建安泗公路，自东向西横穿城址，将其分为南北两区，南谓上古城自然村，北谓下古城自然村，现城址内除大片农田和水塘外,尚有几幢民居建筑。

　　城墙。除北城墙东端和东城墙北端之转角处约百米左右的城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兴修定胜河时遭工程建设破坏外，其余均保存较好，残高4至6米。

　　护城河。除西城墙外护城河北段及东城墙外护城河北段遭平整农田和定胜河工程施工破坏，南城墙外护城河分段筑坝改为水塘，北城墙外护城河现为改扩大后的定胜河外，其余均已改为农田，但遗迹清晰，保存较好。

　　古城遗址周边的龙山区、笔架山区的丘地区的分布有大量与古城遗址早期堆积同时期的土墩墓，其分布之广，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且排列有序为太湖流域所罕见。古城遗址西北的上马山区块，汉代土墩墓分布数量更是达千座以上。

　　这些土墩中有几座王陵级的大墓，封土高大如山，隍壕围护。如紧挨古城遗址并经发掘的龙山八亩墩，主墓建于八亩墩之巅，墩的四周挖掘有四边整齐、转角规整用来护墓的壕沟——隍壕。大墓下、隍壕内的坡地上分布有两圈成对排列的小墩30座(八亩墩的考古发掘情况此次不作赘述)。与八亩墩平行排列的在同一条子午线上另有规模基本相等的特大土墩3座，每座主墩周围同样分布有排列有序的小墩数十座。

　　2001年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联合对该城址进行了局部多次的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区揭露出的文化堆积清晰，第一层为耕作层，第二至第五层四个文化层均表现为上下叠压关系。根据文化层出土遗物的层位关系，其时代序列自上而下分别为：第二层为晋代堆积；第三层为三国至西晋堆积；第四层为汉代堆积；第五层为春秋晚至战国时期堆积甚至更早的堆积。出土遗物以绳纹筒、板瓦为主，伴有少量绳纹砖和瓦当类建筑构件。这批建筑构件中尤以模印“汉兼天下”“宜官”及左边一“邑”字部，右边为“上下各一‘手’字、中间一‘田’字”的组合铭文弥足珍贵(地名无疑)。这些建筑构件是迄今为止所了解到的太湖南岸及浙江地区，同时期城址出土规格最高的建筑构件。

　　2001年的那次发掘，在位于下古城的探方中，于二层下三层面，以及三层下四层面，分别揭示出两处由于大火烧烤伴有碎砖瓦块的红烧土堆积之重要迹象。

　　我们在对西城墙北段的解剖发掘中了解到，城墙为平地堆土筑而成，保存较好。墙基宽24米，现存残高6米左右，不见槽基及明显的夯层和版筑迹象，城墙堆土中主要有方格纹、米筛纹、麻布纹等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残片,伴有少量的叶脉纹、回纹、折线纹等春秋中期前后或更早的硬陶残片，但不见秦汉及秦汉以后的任何遗物。城墙堆筑系一次性而成，与一般居住址地层堆积的成因有别，早期陶片的存在并不能代表其始筑年代的上限，只能根据最晚遗物来确定其建筑年代。根据这一原理，表明古城遗址现存城墙其堆筑年代不会晚于秦代。据此推定安吉古城遗址之城墙系在战国晚期，为这一地区楚国管辖时期的楚人营构而成。

　　考古队在古城遗址及龙山八亩墩大墓发掘的同时，对位于古城城址东北600米处的窑山遗址也进行了局部多次的科学考古发掘，基本明确了窑山遗址属古代城池之城址。在对西城墙的发掘中揭露出原城墙顶部筑有一座西汉初期墓葬打破了该城址的城墙。这一迹象表明窑山遗址的筑城时代一定早于西汉初期，毋庸置疑。同时也明确了该城于西汉初期就已失去了城池功能。

　　二

　　同治版《安吉县志·古迹》载：“晏子城，(伍志)在州西北二十里晏子乡。(西吴里语)：‘晏子娶吴王女，筑城于安吉。后耕者，每得黄金，状如四角菱，中有齐字。’元杨维桢有诗。……(刘志)：‘三传暨《晏子春秋》吴越诸书俱不载赘齐事，且菱角金与豚肩不淹浣濯，而朝事颇不类，杨诗未知何据。’而西吴里仍之，姑识之，以俟博洽。”此处所引(伍志)即为明代伍氏所修《安吉州志》，其所用坐标之“州”即今安城，乃因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升安吉为州至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又降州为县。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清同治年间《安吉县志》的编撰者，只是完全引用了前朝伍氏和刘氏所修志书关于所谓晏子城的记载，并将刘氏修撰的志书中对杨维桢赋诗出处依据之疑问也照本作了记述。但因为吴语区西部的里人仍有这样的传说，暂且录入本志，留待知识广博者去研究。又因伍氏所修《安吉州志》其坐标指代清晰，方位明确，空间距离基本对应。缘此，清同治《安吉县志》在前附图之县域地形示意图中，将“晏子城”便清清楚楚地标示在了与县志所述对应的九龙山北麓。

　　细析伍氏所述的主要依据是，“(西吴里语)‘晏子娶吴王女，筑城于安吉。后耕者，每得黄金，状如四角菱，中有齐字。”所谓的“西吴里语仍之”之说，即为当地一直流传着的一个故事，说的是，“齐国上卿晏婴应吴王夫差之邀，出使吴国传授礼制后，骗得吴王女儿占为妻妾，在这里筑城以享富贵。而后因晏婴在吴齐盟约过程中得罪了吴王，吴王便派兵前来捉拿晏婴，当将要被追兵抓获的紧急关头，晏婴便将一把把的菱角金撒向追兵，追兵哄抢菱角金之时，晏婴趁机逃脱。”恰又有元代文学家杨维桢关于在晏子城城址区的掘耕中，常能得到菱角金的诗句：“鲁人城小谷，齐卿答私惠。如何晏子城，高雉在夷裔。元是齐上卿，老居吴赘婿。分茅及外戚，重关司启闭。至今菱角金，妖芒掘耕隶。我闻平仲贤，一裘三十祀。家藏千镒珍，无奈感妖丽。从如齐景公，千驷不足计”。杨维桢的所谓诗句，只是描写晏婴是一个居处关门有多重、裘衣之华丽、藏宝之珍贵，乘驾过千骑，财富可比齐景公的大富豪。这无非是表明晏婴有向追兵成把成把撒菱角金的可能。笔者查找了杨维桢诗集共计685篇，均未觅得该诗的影子，更无从得知伍氏所说的“元杨维桢有诗”之出处，实乃令人费解。

　　不过，后人在古城区耕作中常有“状如四角菱”的黄金出土，却确有其事。笔者调查了解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经常有菱角金出土。就在1991年7月，古城村村民周某在城址区农作时于距地表1米深的田埂下水沟里，捡得一方菱角状的黄金制品，县博物馆得知信息后，征集入藏县博物馆。该“菱角”状的黄金制品略呈方形，边长1.7厘米、厚0.3厘米，重10.4克，黄金成色达两个9。四边仅左边为原铸，其余均显切割痕，正面钤“郢爰”二字阴文方印。经过类形学对比研究发现，此“菱角”状的黄金制品与1979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楚金版郢爰完全一致，只是这方金币系从整版金币的左边切割下来的。至此，方才明白“后耕者，每得黄金，状如四角菱”的黄金制品，实为战国晚期，楚国迁都安徽寿春时(公元前241-223年)生产的楚国镇库币——金版郢爰，而古代学者(肯定不是金石学家)将币面所钤“郢爰”二字辨识为齐国的文字之误解。因此种种，便把一个早在公元前500年即已逝世的一个姓晏，名婴，字仲，谥平，习称平仲的齐国上卿晏子(公元前578年-公元前500年)，与相隔200多年的公元前241年后才出品的楚国镇库金币——郢爰扯在了一起，死扯硬拉地将老死在齐国的一个名人拉到了这里，从而杜撰出了晏子城在安吉这个迷离故事。

　　同治版《安吉县志·古迹》卷还有一处古代城池的记载：“故鄣城(伍志)在州西北十五里，(太平环宇记)今俗号府头。”

　　关于晏子城之说，古代学者仅见杨维桢的所谓诗句记述，而从不见其他史学家及经学家，包括文学家的任何点滴文字痕迹。但关于故鄣城的研究，历代史学家、经学家包括文学家在内至少有不下30位学者作过分析探索，或赋诗抒怀。

　　同治版《安吉县志》所记载的晏子城、故鄣城，以“安吉州”今安城为坐标，其方向都位于西北，距离分别为故鄣城距安城十五里，晏子城距安城为二十里，对应目前已发现的窑山城址与古城城址这两座城池基本相符。从我们对窑山遗址、古城遗址发掘所掌握的历史信息分析，窑山遗址于西汉初期就已废弃，与故鄣建制一直延续至唐代肯定不符，故可排除窑山遗址为故鄣城。而古城遗址发掘所揭露出的文化地层，已清晰地告诉我们该城址一直沿用至晋代。至此可以明确，古城遗址之晏子城说完全是子虚乌有杜撰误传，而从另一侧面则可推定，古城遗址无疑即为历代史学家不懈努力，执着追寻探秘的故鄣城。为此，针对方志记载以及历代史学家对故鄣的考证，根据现已掌握的考古资料，我们完全有必要厘清古城遗址的历史沿革。关于故鄣城，从汉代司马迁到现代谭其骧，两千多年里几十位学者一直为之探究的或曰鄣郡说，或曰故鄣郡说，或曰秦郡说，或曰汉郡说等等等等。然而，仅依从史料可谓“施行日久，岂一朝所厘。”故必须从考古学佐以史学，拓出古城遗址的空间范围以及秦汉郡治之时间局限，进行通盘地提炼整合，方可得出实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