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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翁贤侄王立三其人其事

绘青五十双寿图 (吴昌硕绘并题诗)

图左至右:王薇青、吴棣吟、吴昌硕、 吴长邺、吴东迈(1921年)

图左5为王立三(1934年)

  据1994年版《安吉县志》“姓氏”记载,王姓以28787人(截至1987年调查数据)的绝对优势,在全县500多个姓氏中,占据“姓氏录”榜首。故,原孝丰县有“半县王,十里章,角里角落有姓郎”之说。据王微晚年所撰《孝丰志稿》记载:“吾县王姓颇多,向有十里姓章半县王之谚。”县志另载:“缫舍王姓,系世居土著。”再细查王氏人物,在《安吉县志》“集镇概况”一节中,有“里人王立三曾于(缫舍)村创办大生造纸厂”之记载;在“民国政府安吉县官任职时间”表中,首位便是“民事长,王立三”;在“人物传记”中,亦有“王立三”小传;另外,在《安吉县电力工业志》《竹乡英才》等书籍中,也屡次记有“王立三”其人其事。缫舍王立三,何许人也?夏初,笔者考其氏族迁居,列其地方贡献,观其文化展示,与友人探讨其与吴昌硕(缶翁)往来事迹,始得一二。

  缫舍王姓渊源长

  笔者曾几次寻访“缫舍王氏宗谱”(或“缫舍王氏总谱”),但均无结果,倒是在安城、三官找到“王氏宗谱”若干册,但均与“缫舍王”无关。几年来,欲获取缫舍王氏始迁之相关信息颇难。近日无意购得“清代科举史料”若干页,竟得知一些王氏迁移的珍贵信息。

  据手头“清代科举史料”记载:“王泗春,字清河,号鲁风,道光丁亥(1827)四月初九日吉时生,浙江湖州府孝丰县……廪膳生,民籍。”又载:“始祖讳祐,号景叔,宋兵部侍郎,诰封晋国公,赠太师、尚书、中书令……迁故鄣始祖讳范,宋承事郎,妣氏方。”查同治版《孝丰县志》可知,王泗春又名景沂,原名志沂,道光己酉(1849)科拔贡,辛亥(1851)恩科朱炳祈榜举人,癸丑科考取觉罗官学教习,遵例捐员外郎,签分刑部直隶司行走,兼管清档房事务总办、秋审处总办等处。这位孝丰仕子的科考资料为我们留下“迁故鄣始祖讳范,宋承事郎”这行珍贵文字,由此得知缫舍王氏始迁祖名范。

  笔者翻阅孝丰潴口溪《王氏家乘》,内有乌程(湖州)朱国桢(1558—1632,明万历首辅大臣)撰“王氏祠堂记”,载:“宋宣和二年(1120)承事郎(正八品)范公迁孝丰西北乡曰缫舍。”如此一来,科举档案,地方志书,民间家谱,三者信息互为印证,完全吻合。

  王范从何处迁居缫舍?据乾隆四十四(1779)乌程严其焜(字藻亭,号鸾坡)撰“王氏重建祠堂碑记”记载:“范公由(广德)桐汭(前阳村,亦称王村)徒居县之缫舍。厥后子姓蕃昌,环邑而居,不下千户。读书好礼,盖彬彬乎。称鄣南望族焉。”嘉庆十六年(1811)施应心撰“缫舍王氏建立始祖祠堂记”载:“承事公有子一人,孙二人”“支属有汉城、六家庄、后宅、黄坑及安吉之石埭、余杭之独松,向所称上八庄也,其下八庄则皆次公之后。”查“分庄源委”记录:缫舍、黄坑、横溪、汉城、北村、六家山、后山、六村、独松关、石埭、山麓、南门、东山、潴溪、东墅、朱干(虹溪)、大邑、夏庄、轸山,王氏后人均有分布。难怪《孝丰志稿》《安吉县志》均有“半县王”之誉,就连塘浦某姓氏家谱亦有“安吉望族,指不胜屈,王氏其最著也”之记载,“鄣南望族”王氏人口之规模可见一斑。

  绘青之地方贡献

  王立三(1875-1951),原名燧莹,字绘(缋)青。按上述文献资料记载,立三为宋承事郎王范之后裔。

  立三早年东渡日本习警政,于时加入同盟会,追随陈英士(1878—1916)奔走民主革命。民国元年(1912),以光复安吉、孝丰之功,被任为安吉县民事长(即县长),后调任江山县知事。

  从江山回乡后,立三立志举办实业。民国五年(1916),在缫舍创办大生造纸厂,颇具规模,且工艺设备较先进,能生产白纸等多种纸张。据《安吉县电力工业志》记载:“民国7年(1918)孝丰县绅士王立三,率先把电力工业引入孝丰,投资1800银元,创办电灯公司。”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孝丰电灯公司,装机容量10千瓦,试发电两日,发光数小时,购自菱湖电厂的旧品电机损坏,终未修复。此后,蒋瑞、赵佩坤、赵禄荷等于民国8年(1919)在梅溪镇创办梅晓光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次年电灯厂建成,傍晚至深夜发电。民国10年(1921),王建屏在递铺镇集资兴办苕华电灯公司,经营了8年。民国15年(1926),周履安在孝丰开办兴业电气厂。立三当年在孝丰最早引入电灯公司,时间上均比梅溪、递铺要早,此举开创安吉之先河。

  兴办教育亦纳入立三视野。1916年,立三利用孝丰城南门的王氏总祠创办“私立王氏小学”,被推为校长和孝丰县城教育会会长。该校于孝丰县首开对学生实行体检的规定,并于礼堂悬挂“国耻”“国债”图表,以行“强身救国”之教。范一直先生曾撰文曰:“(王氏小学)学生逾三百,为当时孝丰县最完备之学校。潘天寿、诸乐山、诸闻韵、方秉性、胡宗南等曾任该校教员。”可见师资之雄厚,规模之大。因办学卓著,立三受到省、县颁文嘉奖。

  之后立三常居湖州,曾任湖州地区红十字会会长。按“杨者圣民国人物系列”之“胡宗南”一书记载,立三还担任过湖州商会会长一职,胡宗南的伯父胡际清是立三家中的账房先生。民国十一年(1922)8月末,强台风带来特大暴雨,山洪在西溪、南溪同时发生。9月1日22时,安城城门上闸板,大水涨至与城墙等高。面对特大洪水,立三发起义振,救济家乡人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立三迁返故里,任孝丰抗日委员会会长。1939年起曾任孝丰县纸业、香粉合作社理事长,中正中学校董等职(据1993年版《安吉林业志》)。1949年左右,立三曾在上海居住。1951年,立三在孝丰病逝。

  列其在孝丰实业及教育方面的业绩,与其浓厚的乡邦情怀密不可分,但与其耿直要强的行事风格不无关系。据其同族王微所撰《孝丰志稿》记载:“(立三)调江山县知事。县有一毛姓士坤,九年不纳钱粮。立三亲往劝之,亦不从,出言侮辱,王乃拘至署,笞之四十板,遂自劾归。其强项如此。”亦可窥见这位长相清瘦的缫舍人性格亦有强势一面。查其王姓祖上,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缫舍王氏最早见于地方志的王士豪,官至资政大夫,咸淳十年,“诏贾似道起复太学诸生,上书切谏,留中不发,士豪悬书关门,历数贾似道罪恶,弃职归”。德祐二年,元兵入侵,王士豪率领子弟乡兵,捍御石虎关,因伯颜的袭击,被俘不屈,自触石而死。王伯恭,“淳煕中尚公主为附马都尉,行端性直”,从朱熹游,后来朱熹被谮也随之被逐,于是归隐。王范之父王回,为“哲宗废孟后案”的谏臣之一,后被徽宗升为监察御史,以直言著称。但王氏也不乏儒士,仅清代就有王以谅(著《周易臆说》)、王竹泉(著《黄山记游》一卷)、王显书(著《赊月居诗稿》)等,岁贡王晋亨有“‘云芽’香扑鼻”之茶句(见王晋亨《天目山记》),王显承更为我们留下了“山水胜迹,人文风俗,包举甚全”的《原乡竹枝词》,令后人享用至今。立三或兼而有之。

  贤阮姻长同社亲

  吴东迈(1886-1963)是缶翁的第三子,擅花卉,风格沉雄老辣,兼工书法篆刻,一秉家风,得缶翁之金石气。立三的妹妹王薇青嫁于东迈为妻。缶翁与这位儿媳的哥哥也颇有交往,考缶翁赠予立三的书画,时间跨度长达33年之久。从这些书画作品的称谓及题跋内容来看,亦耐人寻味。

  在2018年“苦铁不朽——纪念吴昌硕逝世九十周年作品专场”中,一幅《菊石图》(立轴)吸引了众人目光。款识为:“腻展苔痕轨,钩衣石块牢。眼边谁送酒,客里共登高。瞑色随归雁,闲情谢剥螯。吟诗对沧海,愁绝水滔滔。去岁重九,偕淩琴登萃秀堂假山诗。绘青贤阮正画正诗。壬辰(1892)六月,吴俊”。此年,缶翁49岁,“客里”上海,已有《石交录》集结,并与杨藐翁、谭复堂、任伯年、郑文焯多有往来,可谓“业务繁忙”,但却专为年仅17岁的立三作菊石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缶翁对这位同乡后辈寄以莫大希望。事实上,20多年后,立三在孝丰教育、文化方面所作贡献,令缶翁刮目相看。不仅如此,缶翁还以“贤阮”(即贤侄)称之,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一位从山乡走出去的海派大师,一位家乡长者,以这种特有的朴实之情,对这位同乡后生高看一眼,厚爱一程。

  1903年春,已是花甲之年的缶翁在上海小住,恰巧同乡立三也在,于是应其之邀,作《菊花图卷》,并题跋“年年头白东篱叟,种得菊花大如斗,酹以玉瓶桑落酒。绘青老表台同客沪渎属写。癸卯(1903)春仲。吴俊卿老苍”。此年,立三27岁,缶翁60岁,年龄并不相近,缶翁却以“老表”呼之,可谓对这位侄辈同乡深刻印象。这一老一小,同客沪渎,清香的大曲,“他乡遇故知”,称呼“老表”颇合时境。

  民国三年(1914),缶翁在上海,特意为立三创作《墨梅行书诗》(扇面,两幅),并在“墨梅”一面题跋“下有流水上有白云,香风一拂百象皆春。绘青姻长正之,甲寅五月,吴昌硕客沪上。”此时,立三之妹王薇青已与东迈结婚,故缶翁以“姻长”敬称。除此之外,缶翁还在“行书诗”一面中以“卜邻何事添欢喜,好学林宗戴角巾”借指39岁的立三为家乡名士。此年,立三已历安吉、江山两县,又在孝丰首办发电厂,可谓意气风发,大有作为,缶翁自然欢喜。

  1922年,79岁的缶翁将一书法作品赠予“绘青同社”。此年立三47岁。缶翁之子臧龛、东迈,弟子闻韵,另有立三等,均为题襟馆会员,此“同社”或指此。

  立三50岁的时候,缶翁亲笔为之作了一幅速写并题了《五十双寿诗稿》,云:“纵能见道天难补,且知非石点头。佛说孟光持半偈,时艰杜老系孤舟。苕之华发觞夝雨,月上楼高坐唱酬。(月上楼樊榭纳姬处,在湖州城南)料得彩衣翔处,红芙蕖放白蘋洲。缋青五十双寿,聋。”此年,缶翁82岁。赠立三寿图并题长诗,称谓也从“贤阮”、“老表”、“姻长”、“同社”转为“绘青”。此时,缶翁以立三夫妇双寿之机,给予年过半百的立三夫妇一些人生启迪,这些启迪含蓄深远,耐人寻味,并引东汉“孟光举案齐眉”的典故,希望立三夫妇相敬如宾,保持“诗词唱和”的爱好,并以“料得彩衣翔处,红芙蕖放白蘋洲”祝福立三夫妇。笔者感到,字里行间更多的是两人交往三十多年来一种只可意会的心境。

  缶翁尤其要感谢这位贤侄的,是立三帮助寻找《读书楼诗集》。据吴长邺著《我的祖父吴昌硕》一书缶翁“年谱简编”记载:“民国四年(1915)乙卯,六月,得从祖蘅皋公《读书楼诗集》。先是,子东迈之内戚(立三)至闽中识李阶荪,许见是集,先生乃属李拔可书索之,阶荪遂举以见。”《读书楼诗集》原为吴氏家藏,后毁于战火,一时不得见。幸有福建李阶荪(曾在会稽做官)珍藏,立三又结识李阶荪,后经李拔可(1876-1953,民国时期入商务印书馆)牵线促成美事,李阶荪将此诗集原件赠予缶翁。缶翁得之“掩卷汍澜不能自已”,民国五年(1916)即将此集校印分发。去年9月,笔者有幸购得其中一套,每抚此百年诗集,想及立三多方奔波寻访、缶翁捧书流下热泪的场景,频频被这段珍贵记忆所感染。宣统二年(1910),67岁的缶翁曾篆杜甫诗一首赠“拔可仁兄”(见1998年荣宝斋编《中国书法全集》第77册《吴昌硕》),李为吴、王“牵线促成美事”,亦有前期吴、李互相往来之知己之好。

  大多数人都知道“(缶翁)子东迈之内戚”指立三,再加上吴、王本来就是亲戚,以致于往往忽略立三与缶翁的另一层关系,即立三是缶翁的徒弟。好在余杭超山缶翁墓前“缶庐讲艺图”石刻下刊有“门生”十七人,“王立三”名号列于其中,这位特殊的吴派弟子得以长伴缶翁于十里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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