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市，一个值得探究的地方

　　历史上，安吉境内曾出现过“沿干市”、“马家渎市”、“递铺市”、“梅溪市”、“西亩市”、“孝景市”及“上市”、“小市”、“安市”等带“市”的地名，后来这些名称要么被撤、要么被改，只有“安市”保留至今。在这些“市”名中，除“孝景市”(今孝丰镇，民国时称)具备一定的城市规模和功能外，其他应只是“集市”或“小市镇”的概念，但对于“安市”，却莫衷一是。就目前状况而言，安市仅作为一个普通的自然村落，既看不出“集市”或“小市镇”的雏形，又未发现具有规模更大“城市”的端倪。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引得无数人对它的探奇。对于安市，笔者不敢妄断，只能从职业的角度，即从古迹遗存的角度对它进行一番探索。

　　前世今生话安市

　　安市，是孝丰镇竹根前村境内的一个自然村，它东连洛四房村，南倚九峰山脉，西邻中村新区，北傍西溪。这里属山水相间的平川之地，与东面的洛四房自然村形成一处东西走向呈带状的开阔之地，面积约0.5平方公里。

　　清同治版《孝丰县志》载：“天目乡书图安市庄，距城九里。”《安吉县地名志》对安市是这样描述的：“安泗，原名安市。相传，是个小市镇，从陆续发现的十六口井来看，原是一个较大的村落。”据当地村民介绍，安市改名安泗，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村会计去了一趟长兴泗安后，不知何故就将“市”改成了“泗”，后来约定俗成，直至新世纪初，又改回了原名。

　　从字义来解释“安市”，“安”可作“安吉”或“平安”之解，“市”有“城市”或“市场”之意。但查阅历史上的相关资料，除上述提到的“安市庄”外，没有其他关于“安市”由来的相关信息，不免让人感到疑惑：如此大气，且让人浮想联翩的地名，难道就像地名志所描写的那样，仅仅是相传中的一处小市镇、大村落，而未被古人所重视？还是因为年代久远，其往昔的辉煌早已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以致后人无法知晓？但安吉的一些地方史研究者却对“安市”有着高度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有的甚至提出它极有可能是东汉始设安吉县时的县治(即县城)。

　　众说纷纭论县治

　　建立“安吉县”距今1830多年，而安吉的建县史却要追溯到它的前身故鄣县。

　　相关史料对故鄣县的建县史作了明确的交代：“……楚灭入秦，秦始皇郡县天下，置故鄣县，隶鄣郡。”“汉更鄣郡为丹阳郡，置故鄣县。鄣郡今故鄣县也，后迁丹阳，转以为县，故为之故鄣也。”虽然明清时期安吉、孝丰两县的县志对故鄣建县的时间记载稍有误差，但就以下限的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41)“更鄣郡为丹阳郡，置故鄣县”的时间来计算，至今已有2160年，如果再上溯到秦代，就有2200多年的历史。

　　“后汉灵帝中平中，分故鄣县南置安吉县。”也就是说，建立安吉县的时间是在公元184年～189年间，距今为1830多年。对于为什么要单独设置一个“安吉县”，《后汉书》曰：“光和末，张角乱，此乡守险助国，汉嘉之，故立县。”那么，汉末建立安吉县，当时的县治设在哪里呢？

　　孝丰城说。(见温菊梅《孝丰县述略》)。

　　其推断的主要依据为：一是，明代湖州知府王珣在《添设孝丰县疏》中写道，安吉县孝丰、天目、鱼池等九乡宿老杨济渊等提出“……本乡僻居深山，道路险阻，不通舟楫，人民有老死山林不见官府者，凡遇催料，动辄不服以致钱粮逋负数多；一遇年荒，抢掠乡村，时常为患，甚非细故，切照本乡地方，原有城郭一所，俗称旧县，基地现存，告乞转达照旧添设一县，分管便益”的请愿。于是，王珣依民所愿，上疏朝廷：“切照本乡地方，原有城郭一所，俗称旧县，基地现存”的事实，要求承袭汉古城基础来建孝丰县城，后得以批复并落实；二是，清同治版《孝丰县志》记载，建孝丰县时，“王珣因汉县故城筑土垣，周六百一十丈，万历年知县王国宾更土为石，宽六百七十九丈，高二丈厚半之。”即朝廷批准另建孝丰县后，王珣和王国宾在汉县故城的基础上先后筑起了土城墙和石城墙；三是，从地理及建城环境来分析，古安吉县治建在今孝丰镇区是相宜与可能的。

　　古汤口说。(见叶翠亮《对安吉、原乡、孝丰三县原址考》)

　　这里指的汤口，非为现汤口所在地的杨梅山，而指其东北方向、现被老石坎水库淹没的古汤口处。

　　其考证的主要理由为：一是，东汉末，割故鄣南九乡置安吉县，县治设于天目乡。而位于天目乡境的汤口，有“四山俱瞻”之势，符合汉末拒张角乱，守土助国，汉嘉之的发生地；二是，明嘉靖安吉州通判徐伍福在《天目山记》中写道：“……遂过鲍湖(今彭湖村抱湖自然村)，入贡山，去县二十五里……前代学堂、县址犹在焉。日午抵荻浦寺，寺多奇石。”也就是说，徐伍福到天目山去，经过距县治(时在孝丰，今孝丰镇)二十五里的古汤口，还看见了古代县治和学堂的遗址；三是，从古汤口的地理位置分析，其地处鄣南水路要道上，交通便捷、贸易发达，建县治的区位优势明显。

　　在此，笔者补充一条线索，在汤口村南侧的南溪旁，原有一个叫“故城干”的地名，旧志在记载金石乡的塘坝时，亦有“故城坝，在故城潭下”的记录。

　　今安市说。(见程泳江《安泗千古之谜》，其文根据刘瑾荣的推论而撰写。)

　　其分析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安市”地名的由来就是“安吉市”的简称，而能称得上“市”的，在安吉境内只有县城(古代称县治)；二是，从安市境内发现的多塘、多井和众多的建筑石构件遗存来推断，它不仅仅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古村落，更是一个古城所在地；三是，从安市的区位优势来考虑，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是古代安吉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地方，符合县城设置的条件。

　　关于汉代安吉县治，除以上三种主流说法外，在安吉民间，还有孝丰的潴口溪说、杭垓缫舍的汉城庄说等。

　　探古寻迹访安市

　　为了文物调查和地名研究，笔者数年来“十到安市”，每一次的寻访或多或少总有些收获，现将安市区域目前调查到的古迹遗存归纳如下：

　　汉六朝时期。境内发现这一时期最多的遗存是墓砖，不仅散见于村落内，更多的是村落外围的一些地方。在安市自然村农户家的房前屋后、菜地路边，亦或是村民采集而收藏于家中的，皆有一些模印着铭文或纹饰的或完整或残缺的砖块。根据文物遗存常识推测，这些砖块应为墓葬内出土。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些砖块有的是他们造房子时挖墙基出土，有的是一直就留存于此，有的是从外地采集而来。过去还要多，这些遗存的墓砖，不排除原来这里也有古墓葬遗存。

　　近日，在竹根前村茶家坞的一户农家门口，发现二件残缺的汉代筒瓦。采集的村民告诉笔者，筒瓦是2018年在西溪北岸、竹根境内的凉帽山发现的。据了解，凉帽山古称官帽山，原为一座孤立的大型山体，农整将其推平，还出土了众多的碎陶瓷标本。尽管该地经农整后都已种上了麦子，但在阡陌垄头，笔者还是采集到了一定数量的陶瓷标本，经鉴定为汉代时期。

　　清同治版《孝丰县志》载：“后汉骠骑将军、东海侯万豪墓，在县西北一十里鱼池乡。”从方位和里程推测，万豪墓应在今安市附近(明代以前属鱼池乡，后为天目乡)。近日，安市徐姓村民告知，他们在塔山岭北侧孝丰城北社区周家潭的毛竹林中发现古墓一座，笔者立即赶往现场踏看。古墓位于一处相对平坦的山岙内，坐西北朝东南，背靠山体，两侧有隆起的山梁。墓葬封土已基本不见，暴露部分墓砖。据徐姓村民回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此放牛时，发现该墓为敞开式，因为好奇，他就下到墓室内，发现两侧和背面各有一砖砌而封闭的门洞。根据其描述的墓室形制，结合暴露的墓砖分析，该古墓的年代应为汉六朝时期。由于未对该墓进行考古发掘，尚不知墓主人身份及其他相关的历史信息。但可以确定的是，该墓的年代与旧志描述的万豪墓基本吻合。

　　两宋时期。安市境内发现的宋代遗存有二处：一是位于大坞里的一座墓葬。该墓位于山坡地上，当地村民采集到具有典型宋代特征的“香糕砖”和刻划如意纹的方砖各一块；二是老虎山窑址。该窑址位于安市南面九峰山脚的老虎山西侧山坡的毛竹林中，分布面积约5000平方米。该窑址为龙窑，仍存有窑床、火堂等遗迹。地表散落大量的匣钵、垫饼、陶瓷标本等。从采集的标本看，窑址的年代为两宋时期。

　　明清时期。虽然史料未见安市古村落的相关记载，但从村内调查到的大量建筑石构件遗存证明，当时的安市，古村落规模大、建筑密集、人口众多。据当地村民介绍，村内原有三塘十八井，目前还有一塘一井保留。通过对古井井圈和池塘石砌护壁的辨认，推断应为明代建筑。同时，在安市南面的九峰山最高峰的旗子山顶，发现了较多的砖块，经过清理，暴露出层层向上内收的砖砌建筑基址。通过对砖块形状分析，颇具明代特征。结合清同治版《孝丰县志》记载的：“清林庵，县西九里安市庄，僧德礼建”的推断，该基址应与清林庵相关，极有可能原来是一座小型寺塔。

　　近日，再次造访安市时，在徐姓村民家发现了一块通面刻划浅浮雕纹饰的砖块。纹饰由上下相同的两部分组成，中为菊花，外为一圈内向弧纹，弧纹外是二圈拱状的席纹，外圈纹饰粗犷。据户主介绍，该砖是其爷爷从自家灶台上拆下并保存至今的。徐姓村民今已七十余岁，据此推算，该砖块下限为清代，具有100多年历史，也许会更早。

　　民国年间。境内遗存民国19年(1930)开工建设的安市防洪埂。防洪埂沿西溪而筑，面溪处为块石铺面护埂，其他为土筑。埂长500米，高约3米。民国35年(1946)又进行了加固修复。

　　一己拙见析安市

　　从汉六朝时期的古墓葬到宋代的古窑址，从明清时期的古村落到民国年间的防洪埂，从建筑瓦当到铭文墓砖，从池塘水井到建筑构件，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有如此多的跨时代的古迹遗存，在安吉境内实属罕见。

　　从其出土瓦当来分析。通过对安市区域出土的筒瓦与安吉古城遗址出土的筒瓦相比照，无论是器型还是规格，皆基本类似，且除了这两个地方外，到目前为止，安吉境内未发现过此类器物。安吉古城遗址作为秦汉鄣郡治所和故鄣县治，其城址级别相当高，自然所用的建筑构件必定特制和精致。以此推断，出土筒瓦的安市区域也就不会是一处普通的古代聚落址了。

　　从其遗存墓葬来分析。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得知，安吉境内汉六朝时期的古墓葬绝大部分为砖室墓，分布广、数量多，但出土模印铭文和纹饰的墓砖，却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地区，其中安市所辖的竹根前村一带便是一例。

　　该地出土的墓砖铭文有多种，如“□□安乐”、“大吉”、“万岁不败”等，纹饰砖有钱币纹、菱形纹、叶脉文和绳纹等。因为这些墓砖都是在农田整治时暴露的，所以，墓葬信息除了年代基本能确定外，其他的线索则较少。但通过与其他区域考古发掘出土的同时期、同类型的墓葬及铭文砖相比较，还是基本能判断出墓主人的级别和墓葬的规格。如三官窑厂砖室墓，出土“大吉宜官”、“万岁不败”等铭文砖，其墓主人推断为三国东吴名将朱治；长乐社区砖室墓，出土“大吉至千万”、“万岁不败”、“大吉宜官”等铭文砖，其中一座墓出土“永安令”的铜印章；递铺郎里砖室墓，出土“故鄣长王郡、丞张卿复阳冢”铭文砖。由此推断，竹根前村遗存的汉六朝砖室墓至少应该是贵族的墓地。

　　从其发现窑址来分析。目前，安吉境内发现的两宋时期的窑址较少，安市老虎山窑址规模大、堆积厚、可辨器形多，说明当时这里的民间烧窑产业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同时，凭借着西溪便捷的水上运输，推测陶瓷烧造业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时周边区域乃至安吉县的经济中心。

　　从其村落规模来分析。安市村落“三塘十八井”的相传和众多建筑石构件遗存，说明了历史上安市古村落规模宏大，而村落的形成不仅要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理想的人居环境，更需要有前期积淀下来的诸如吸引民众聚集、延续人口繁衍、发展社会经济等诸方面的因素。诚如安吉古城一样，在原越国都邑的基础上，后又设立了秦汉鄣郡治所和故鄣县治。从目前村内散落的众多石构遗存分析，其年代多为明清时期，但不排除有更早的遗存。

　　从其地理位置来分析。安市的地理位置极像安吉古城遗址，南靠山脉，北临河流，间为开阔的平川之地，是一处理想的人居之所。《管子》提倡建城要“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古代城市的选址，不是傍山、倚原、临河，就是处于两山之间或河谷之中，使城市处于安全的位置。安市有山、有水、有平川，亦具备了建立城市的必要条件。

　　通过对安市古迹遗存的分析，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其历史的悠久和积淀的厚重。至于历史上它仅仅是一座古村落、小市镇，还是一处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城市，乃至是安吉最早的县治所在地，目前尚没有确切的依据来证明，有待于进一步去挖掘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