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文字大如斗

　　精准讼辩

　　清代笔记小说《小豆棚》中，有个外号“疙瘩老娘”的湖州“婺妇”(丈夫常年在外的妇人)，“能刀笔，为讼师，远近皆耳其名。凡有大讼久年不结者，凭其一字数笔，皆可挽折，虽百喙不能置辩”，其讼状惜墨如金，直指要害，司法文书之精准典范也。

　　某年江北连年歉收，米贩纷纷到江南采购粮食。江南人怕米价高涨，禁止大米出境，造成诉讼。米贩向疙瘩老娘求助，她索银三千两，写一状子呈上。第二天，当地衙门就下令不得阻扰粮食出境。那骈文状子有一关键句：“列国纷争，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疙瘩老娘不援引大清律，也不强调贸易自由，更不斥责江南人的“地方保护主义”，而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语境，从“天朝一统”的高度来申述。审案官员“政治上很成熟”，“第二天”就准其诉求。”假如江北人不得到江南籴米买粮，岂不是把“莫非王土”的“普天之下”裂土分疆了吗？

　　疙瘩老娘生活在乾隆时代。有清一代官方因推行息讼政策而一直打压讼师。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廷据江苏按察使钱琦所奏《请严积惯讼棍例》，出台了八条例文，规定教唆词讼者与犯人同罪，地方官须严查讼师。乾隆时还规定老百姓不得私藏《大清律例》，各种“讼师秘本”亦被严查禁毁。讼师的职业身份，从未得到官方承认，其活动多属“地下工作”。据《清稗类钞》：某讼师身携讼状夜归，被地方官碰上。讼师怕遭到谴责，将讼状一把吞进肚子，说：“文章太烂，不好污大人眼。”不过，疙瘩老娘文章甚好，“大人”们当眼前一亮。

　　历史上是否有“疙瘩老娘”，待考。香港曾拍25集的古装连续剧《疙瘩老娘》，多戏说成分。疙瘩老娘很懂官场明暗规则，善于假借朝廷标举的“大义”，理直气壮地为委托人的诉求张目，捞金既快又多。有司想必和《沙家浜》里的刁德一同感：“这个女人不寻常。”不寻常的是其一字千金的精准讼词。如今有的律师“口杠子”尚可，然写个律师函，语欠清通，遑论精准？

　　一个字，大如斗

　　张爱玲在说：“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肯(通译为培根)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巴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张师奶虽非“红学”版本专家，但她精熟《红楼梦》，“不同的版本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己会蹦出来”。对文字超级敏感的天才作家，才会有“一个字，大如斗”的阅读感受。张爱玲自己的语言精敏入微，笔下每一个字，几乎都像拳击时的有效出拳，挨在描写对象肉上。

　　好作家常把“一个字看得巴斗大”。中国古代有“炼字”传统，字“炼”得好，胜似精金美玉。鲁迅小说《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说：“女学堂越来越不像话，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着和他们酱在一起。”倘用“掺和”代替“酱”字，则味道大失。沈从文写一个水手，没钱参加赌博，就“镶”在一边看别人打牌。余光中写火车过隧道：“黑黝黝的山洞一口接一口来吞噬他们的火车。他们咽进了山的盲肠里，汽笛的惊呼在山的内脏里回荡复回荡。”这样的文字可“咽进”读者的“盲肠”。有一次聚餐时有人问汪曾祺：“中国美食您最爱吃哪道菜？”汪老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答：“我最爱吃的一道菜叫‘语言’。”他甚至还有“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极端之论。才高八斗，字大如斗。

　　“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说的是一张状子递入衙门，便身遭讼累，无从摆脱。而诗文写作一字不妥，也会影响全篇。“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贾岛)“为求一字稳，耐得三更寒。”(清·顾文炜《苦吟》)欲求字大如斗，先要心细如发。“一粒米，重于山。”在讲究语言的作家眼里，“一个字，大如斗”。

　　写作时也可能“多收了三五斗”。文字力求简练的作家，“能省一个(字)也是好的”。鲁迅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如果说可有可无的字词是泥沙，当“竭力”删去，那么，留下来的才可能“一个字，大如斗”。

　　老范虽艳羡在文事上“字大如斗”的斫轮老手，但才力不逮，没有疙瘩老娘的刀笔功夫，码一些如蝇小字，唯恐“污大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