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

　　从记事求学起，至今六十年过去了，最令我怀念的两座母校，就是坐落在古镇上的梅溪小学和当年的安吉一中。

　　一座百年母校，横跨两个世纪，依然青春常在。这就是我的启蒙母校——梅溪小学，前身是建于1906年的紫梅学堂。

　　记得我上学的第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一骨碌爬起来，匆匆吃完早饭，背上新买的书包，母亲领着我，一路快步，向小学走去。那天，我穿着一件前苏联花格蓝底棉布的衬衣。在新生报到处，一位叫卢孝华的女老师，简单问了我几句后，就给我报上了名。遗憾的是，我不记得当时分在一年级几班了，而班主任就是卢孝华老师。从此我依偎在母校的怀抱里，开始我的人生求知路。

　　第二年，因家中大人忙于工作，没人做饭，我就辍学了，做了整整一年的“伙头军”。这时我初尝人生的艰辛，也开始下了发狠学习的决心。一年后，我又重返母校，不过已拉下一级，分在201班，班主任是吴学云老师。一连两年，我在班上成绩都名列前茅。这是母校老师精心哺育的结果，我开始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我在母校三年级时，常听班主任汤金宝老师说的一句话。他以教学严谨而闻名。他发现我酷爱学习，就经常在课后鼓励我：一个人将来要做点事，必须要从小开始多学习。在小学的后四年中，他一直是我的班主任，我亦一直没有忘记老师的话，激励自己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我心里铭刻着孔子的许多圣言。我带着恩师的希冀，带着母校六年摇篮生活的温暖，以全县较好的总分，考上安吉一中。

　　那时我家兄弟姐妹求学的人多，家境困难。父母微薄的收入，连支付每学期的学费都有困难。我当时只有十四、五岁，却已懂得要为家庭分忧。在求学期间，我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常常从事一定的劳动。每逢星期天，我就邀上同班校友，带上砍柴的工具，或是到镇郊姚土斗白毛寺山上，或是到靠近长兴的红庙村那边的龙山去砍柴。我光着脚，穿上草鞋，不仅要来回步行20多里路，还要在长满荆棘的山头上，一刀一刀将柴砍断，用麻绳捆好。手上常常被刀划伤；有时在半路上，柴禾散了架，又得重新捆。嫩嫩的肩膀上，红一块紫一块，疼得难忍。但每当在灶膛里，看到自己砍回的柴在熊熊燃烧，红火映照幼稚的脸庞，心中便升起一股暖意，一切疲劳就烟消云散了。其实，这种自觉的劳动锻炼意识，也是在母校受到熏陶的。因为那时，学校每周有两个下午的劳动课，种菜挑肥施肥样样都干。我们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培养了劳动习惯，增进了吃苦耐劳的品质。这种潜移默化的自励作用，一生受益非浅。

　　安吉一中，是我求知的接力站。它的前身是创办于1942年春的“安吉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当年在日寇入侵的炮火里曾三迁校址。学校从起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后来的数百人。在战争年代，其中有不少师生走上革命道路，为校史增添了光荣的一页。

　　学校当年坐落在镇后山腰，教室从山腰延伸到山下。在我入校学习的三年中，母校的师资力量济济，文数理化外语等各科教学质量，在全县都堪称第一；学生亦勤奋求学，刻苦钻研蔚然成风。

　　我在初中的三年，虽然学习紧张、生活艰苦，却始终享受着求知的无限快乐。所有任课的教师，都为学生的成长，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如陈老师，是我初一的班主任，主教语文。他的教学风格有别于他人，他不拘泥于站在讲台上，而是踱步穿梭于课堂中，双手交叉在背后，离开课本解读课文。有时讲到精彩处，他会习惯性地在空中连连挥动右臂。这独特的手势，连同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在我们同学中留着很深的记忆。还有当年教过我们数学的王老师、教俄语的黄老师、教化学的全老师、教物理的潘老师、校医曹老师等众多教师。因为我很喜欢体育，和教体育的沈老师，更有一段深厚的师生情。在一次县运会前，沈老师提议我参加男子五项全能项目的比赛，没想到我竟然得了亚军。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当年的陈连生校长曾在一次校运会上，手捧一杯红糖水，送到跑道上让我喝……这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还曾记得，当年我和同学们刻苦读书的镜头。尤其是每逢年终大考，天气格外的冷。为了多一些时间复习备考，天还没亮，我们就带着用墨水瓶自制的小煤油灯，在教室里自习，直至校工上班后合上电闸，才吹灭自制灯。就这样，通过初中三年寒窗苦读，我又以优良成绩考上中专，四年后走上工作岗位。即使在那一度文化与知识被亵渎的年代里，我仍然坚持自学。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先后又取得中文、经济两个专业的大专、本科文凭，成为电力行业的一名高级经济师。

　　直至今天，我虽已退休，但我仍深切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与乐趣，体会到学习对一个人工作和事业上的巨大帮助。

　　回顾我求知问学的经历，各级母校不仅教会了我知识，还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母校之恩，如同母爱之恩。恩重如山，伴我们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