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情结和遗老心态——缶翁人生二侧面

　　如果说书画天地有王国的话，吴昌硕堪称帝王级人物。在以尊崇之心仰望大师的同时，不妨考察其人生另一面，略窥大师的立体性或人性的复杂化。

　　仕途情结和遗老心态，贯穿了吴昌硕的前半生和后半生。他22岁时参加乡试，考中秀才，随后便绝意科场，转向习诗刻印写字作画，以坐馆教书谋生。虽青年时期不热衷科举，但后来又很想当官。很长时期渴望功名，其动因有三：

　　一是想为家族增辉。吴有“我祖我父皆通儒”“回思祖德诵清芬”等诗句。明嘉靖年间，其先祖中先后有兄弟父子四人考取进士，号称“父子叔侄四进士”，并分别官至中央或省级大员。想以仕途发达为家族增光，有宗族文化传承之因。

　　二是现实生计所迫。从29岁成亲到整个中年期，其生活状态可谓清苦乃至惨淡。“胡为二十载，日被饥来驱。”(《饥看天图自题诗》)鬻艺为生，不足以养家糊口。他曾自取“印丐”号并刻自用印，自嘲“刻印只能吃到菜饭”(后来“画画可吃到肉饭”)。41岁时在某印章边款上刻“功名未成”。艺术之外，吴别无谋生之技，欲改变生活窘境，只有期望于仕途。

　　三是厕身于“体制内”，惯性使然。39岁时，在苏州经友人荐举为“佐贰”小吏(帮助主官处理事务的县丞，即任伯年所绘“酸寒尉”)，也算步入了仕途。其时，常以书画为媒，热心结交名儒大宦，期盼得到“贵人”提携。

　　1890年，吴昌硕得识高官吴大澂。二吴相识后“商讨学术甚相得”。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令湘军旧将吴大澂北上督师御敌。吴大澂“奏调先生(吴昌硕)赞画军事”，名义上是参戎佐幕，其实只是主帅身边一“帮闲”清客。吴昌硕既无战争经验，更无军事才能，其参戎虽不排除爱国情绪和报答知己的因素，但谋取功名亦是一大动机。不料，吴大澂全军覆灭，但吴昌硕的入仕梦仍未破灭。他不惜用多年的积蓄，捐了个候补知县的官衔(此事得吴大澂之助)。

　　到了1899年，56岁的吴昌硕经同乡丁葆元的荐举，破例得到淮安府安东令截取县令的实职。虽因各种因素，他只当了“一月安东令”，但不妨说在辞去安东令前，“吴昌硕曾对仕途不离不弃，以之为人生唯一正途。”(吴晶语)在60岁前，做纯粹的艺人并不是其人生目标。一位在混乱的封建末世，半生营求入仕的文人书画家，最终自觉放弃仕途而转向市场活跃的海上艺林，以书画为职业和志业，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大师的必然选择。

　　相映成趣的是，吴昌硕的遗老心态在晚年一直挥之不去。1912年是民国元年。这一年他开始以字行，自刊一印“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此年作此举，显然有本名(俊、俊卿)已殉清之意味。民国前期，他在上海仍以故清廷官吏之身份，频繁与一些著名遗老交往。在《缶庐集》后几卷中，常“写有背于时代潮流的对逊清的孤忠”(王家诚语)。如：“帝王家在山河破，雅训何堪续内讧。”在缶翁看来，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内讧”。再如“肝胆无依泪有光，可怜国破吊江乡”，含泪为旧王朝吊丧。“奢望不堪期后死，傥教无恙作遗民”，更是坦陈遗老身份。1913年，隆裕太后病逝，他作诗《大行皇太后拭挽词》，自题“臣吴俊卿恭挽”。

　　吴昌硕大半辈子生活在清朝，接受的是传统封建士大夫文化教育。他当过清朝的官，结交的对象不少是清廷旧官僚。从内因外因看，缶翁不做遗老也难。晚年身边不乏遗老遗少。如民国以后，郑孝胥以大牌遗老曾蛰居沪上，与吴交往频繁。十多年间，彼此一直保持翰墨酬酢、诗酒流连的交谊。郑孝胥《日记》屡及吴昌硕。民国十四年(1925)，郑还为吴之子吴藏龛代订润格。无论在价值观，还是个人情感上，吴昌硕对民国心存隔阂，甚至有违拒心理。其墓志铭由陈三立撰文，朱孝臧书丹，郑孝胥书盖。人选想必正合缶翁心意，因这三位皆大号遗老也。1927年，吴昌硕逝世所发之讣文，仍冠以“御赐福寿字，四品衔，江苏补用直隶州知州候补知县，署安东县知县附贡生昌硕府君”之衔。这时已是民国16年。遗老如此乖离于时代，在时人眼里几成笑话。而范某为文，动辄溯及民国，悖时得很。

　　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对晚年吴昌硕几乎毫无影响，可见其时他已明显落后于时代。自称“老我不死无一能，赋诗或可天籁乘”的缶翁，对胡适开创的白话诗极力诋毁。引车卖浆者流之言居然也可成诗，缶翁恐怕气得要吐血？

　　前半生“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仕途情结)，后半生于清室念兹在兹(遗老心态)，大师的一生，不仅仅是艺术二字，然最后传世还是艺术。同时代多少显赫的公卿，在历史长河中早已成了浮沤，而缶翁至今“绝艺飞行全世界，风流占断百名家”。至于酱香老范，仕途和艺术两头不着杠，也就是识得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