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这些干什么” ——《陈嵘年谱》编后感之三

　　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俞大绂回忆：“陈先生当时(指在金陵大学时期)待遇颇高，而生活节俭……却经常资助贫困的人。先生是绝口不提的，我是听到先生的一位助理员透露出来的。有一次我遇到先生的一位朋友，偶然提到这一类的事情。先生很严肃地说：‘提这些干什么！’”

　　陈嵘26岁就担任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原浙江农业大学前身)，后任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林科主任，再后来长期任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教授和森林系主任。民国时期，“高知”的待遇不错。据其学生回忆：“我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学校中陈老师的工资最高。”(李天笃)“他的经济状况很好，但生活仍极俭朴，帮助别人却很慷慨。”(牛春山)俭朴和慷慨两种取向，同时贯穿其一生。

　　同事、朋友或学生、乡亲，在回忆、怀念陈嵘的文章中，常提到他生活俭朴。曾受教于陈嵘的“当代茶圣”吴觉农说老师：“自奉极俭，生活刻苦异常。他在浙江农校任职期间的穿着，一向是布衣布鞋，从来没有看到他穿过皮鞋和呢绒绸缎一类的衣服……解放以后，他已是林业科研单位的一位领导干部，而在外出调查和开会期间，经常是面包一个，开水一杯，就结束一顿午餐。”

　　在金陵大学时，陈嵘总是身着蓝布长衫，足穿中式黑布鞋。虽然工资很高，但日用开支接近于普通大学生水平。妻子长年在安吉老家，陈嵘日常生活主要靠自己料理。吃饭多在教工食堂，习惯于粗茶淡饭，鸡蛋蕃茄汤就算好菜了。平时唯一的“奢侈品”是半磅牛奶。衣服缝补也自己操作。有些衣服补了又补，袖口换了又换。他不抽烟，不嗜茶，不喝酒，出门喜欢步行，公共汽车也很少乘。在学校里，他看到自来水用后没关好，就去关紧，房间里灯泡稍亮一点，就要换小的。平时文具纸张都是多次使用，从不铺张浪费。

　　在陈嵘孙辈捐给三社村的遗物中，有一件极不起眼的物品。一枚陈嵘晚年所用印章，质材为普通木料，上下两头分别刻有阳文“陈嵘之章、宗一”。印章粗细长短如同手指头。这样一个大学者，用这样一枚印章，这就是陈嵘的“极俭”风格。印章木制，则是其树木情结使然。

　　同乡后辈陈燕生回忆：“陈嵘先生的夫人一直住在家乡，他自己单身一人住在金大教师宿舍里……我有几次在他那里留饭，他每次招待的都是数量很少的一荤一素一清汤。平时自奉之简由此可知……从衣食住行上看，他可以与《儒林外史》里那位不舍得点两根灯芯的老守财奴相‘媲美’。他的工资、著作等收入，除去自己和振树(其子)读书最起码的生活开支，其余全用在办学和慈善事业上。”学生张楚宝说：“当年金大师生时尚西装革履，交谈多夹杂英语，在‘洋气’浓郁的校园里，但见陈嵘……不但没有一点‘洋味’，甚至有几分‘土气’。不明底细的人，还当他是一位塾师或学究呢！陈先生的生活极为俭朴，单身住在宿舍，从不携带眷属。”陈嵘是虔诚的基督徒，其日常生活不乏清教徒色彩。

　　然而，这样一个自奉极俭的人，在家乡办学、赞助贫困学生等方面，却慷慨大度，无私奉献。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刚站稳脚跟，就出资兴办三社小学，并每年向学校捐资。对学业优秀而无钱继续求学者，解囊相助。陈振树回忆：“父亲经常说：他一生求学用家里的钱很少，主要靠亲友接济。他对此印象深刻，终身不忘。工作后他看到青年有志于学习而生活困难，总是尽力帮助。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陈嵘一生怀有强烈的感恩之心，并履践于实际行动。其感恩超越了具体的施恩和受恩关系，如牛津字典释“感恩”(thanksgiving)：“乐于把自己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且回馈他人”。这“他人”不必是当初的施恩者。陈嵘对接济学生之事从不张扬，更不图回报。学生成材就是他最大的欣慰。

　　晚年陈嵘留下遗嘱，将平生稿费、工资的积蓄献给国家，用作林学科研和造林经费，并将个人藏书2万余册捐赠中国林科院。1979年，其子将父亲生前嘱咐向国家捐献的7.8万元，交给中国林学会。这笔钱在当时可谓巨资。

　　俭朴和慷慨，在一个人身上如此对立统一，令人高山仰止。范某平时浪吃浪用，公益性捐赠大多是“组织上”安排的“被慈善”。面对宗一先生，不汗颜也难。陈嵘倘读了本文，当说：“提这些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