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外来和尚念经

　　安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高。有些外地人到过安吉后，缘于对这片绿水青山的好感，写下点赞安吉的诗文。

　　2012年，“走读美丽中国”书系(红旗出版社)，有一本图文并茂的《我的深呼吸——安吉，怡然时光》。此书虽有本地官方策划的背景，但一批外地作家、记者参与其事，以温婉笔触宣介安吉的自然优势、乡土人文和民情风俗，对吾乡宜居生活多有感性化描写。

　　2016年春，20多位外地诗人雅集竹乡，举办“三月三”诗会，吟咏安吉。早在2006年秋，一帮江浙沪诗人，在天赋度假村搞“中秋诗会”。前后相距十年，乐见吾乡是外地诗人心头一块“痒痒肉”。有些实力派诗人不能说是“外来和尚”。如和南湖监狱半生结缘的应忆航，身佩警徽，别有柔肠。他在诗中说：“一壶芳香四起的白茶/捧在手中，温暖的/像一个前世坐怀的小情人……”在国内诗坛不乏影响的潘维、梁晓明，小时候在安吉待过。梁晓明有创作谈《幼年与诗歌》，讲他在孝丰受到诗歌启蒙。英年早逝的安吉籍诗人梁健，生前漂泊在外，“回家”是其诗歌母题之一。他在《被告别的冬天》里写道：“冬笋翻飞的童年/长成安吉这个名字/然后做成躺椅/搬进博物馆”。欣闻“掼脱货”梁健，入册新一轮县志“人物编”。

　　《浙江散文》2017年某期有一辑“在安吉”，7篇文章聚焦因“田园综合体”开发而蒸蒸日上的鲁家村。《安吉新闻》副刊、县作协《竹乡文学报》，有时也刊登外地人写安吉的作品。某期《中国文化报》“美文”副刊，用三分之一的版面，刊发著名作家黄亚洲一组(9首)散文诗——《我的安吉感情》。

　　近年，还有两本取材于安吉的“大作”，关于白茶的长篇纪实文学《一片叶子》(王旭烽)，有关“两山”理念发源地的长篇报告文学《那山那水》(何建明)。虽应景色彩明显，但作者不乏来头，他们描写和讴歌安吉大地上的人、事、物，其“外宣”效果，本地人难以替代。

　　外地作家写安吉，相比于本土作者，其眼光、视角不尽相同，感受和联想也有所区别。某些本地人习焉不察的东西，他们觉得新鲜或别有意味。

　　在《安吉，怡然时光》中，红旗出版社总编辑鲁强的《奔向无限透明的未来》，写他在天荒坪绕着“江南天池”奔跑，“仿佛这样，就可以直接扑进这无法言喻的蓝色天宇，去贴近这蓝色的湖光，甚至直接跑近天堂。”本地人大概不会沿抽水蓄能电站的上水库跑圈，何况这是在海拔近千米的山巅。赵健雄的《险关与禁碑：历史深处的寂寞歌者》，写独松关和“奉宪禁碑”：“这两种遗存一远一近，一大一小，一是应付外敌，一是对待内贼，都很有意思，仿佛两位歌者，仍在山林间吟风弄月吟唱远去的历史。”在《云淡风轻处，那些悠然的声音》中，他写在高坞岭村听到“村头永宁寺传来念佛声”，感叹“乡村生活本来就比城里单纯，我在这儿更看到一种精神之光。”赵老师文化的眼光炯炯，有别于浮光掠影之作。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以创作红色影视剧闻名的黄亚洲，根底是富有才情的诗人。《我的安吉感情》以文学性胜出。如《余村，隆庆庵里的百岁娃娃鱼》：“参观余村的人很多……而你的突然现身，就是一种示范……关于娃娃般的呼唤声中，应该具备的背景：清风、蝉鸣、花香、夏夜的蛙鼓……我猜想，世上哲理，最深刻的部分，就是娃娃的呼唤。”把兹事体大的“两山”话题，诉之以举重若轻的笔调，别开生面。《在帐篷酒店，看安吉茶山》：“茶山蜿蜒。茶山那种春天的味道与女人的味道，只有在我坐在帐篷酒店里品茶的时候，才能品出味来。是的，一个绿旗袍女人横卧于眼前，曲线起起伏伏。”“主旋律”作家笔底也风情浩荡。不过，《吴昌硕故居》中也有“硬伤”：“你研的墨，估计是一九三八年日本人杀进来的时候，旧屋上的那片黑瓦；你铺的纸，估计也是窗外，那一方不变的青天……”想象力丰富，然吴昌硕1928年就逝世了，况且缶翁晚年走红和日本人追捧有关。诗人年轻时曾在南湖监狱工作，于此或许不乏“芳华”记忆。他写安吉，笔端有感情，远胜走马观花的应景之作。

　　外来和尚好念经。不过，有的“经”念得也不咋的。有杭州某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也算是作家。他写鲁家村那篇《深秋的独白》，虽有一些独到之想，但某些表述尚不够“清通”。“说”和“写”毕竟不是一回事。

　　至于本地和尚念经，如竹乡老陆和一位韩姓退休老同志，讲递铺往事娓娓动听。而酱香老范是文学圈外的散兵游勇，弄不来文艺，歪嘴和尚念经，不听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