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1844——1927），名俊、俊卿，初字香补，中年更字昌硕、仓石，1919年起以字行，别号缶庐、苦铁等，敬慕者以“缶翁”称之。他成功最早的是篆刻，雄浑苍老，创为一派；功力最深的是书法，尤擅长石鼓文；影响最大的是国画，以篆书、狂草入画，喜作大写意花卉。他的艺术达到熔诗、书、画、印“四绝”于一炉，为近代书画艺术大师。

清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初一（公元1844年9月12日），出生于孝丰县（今安吉县）鄣吴村。6岁就跟着父亲念书，14岁学习刻印，没有石章，就用砖刻印，反复不已。他父亲见他那么喜欢刻印，便加以引导，从此“与印不一日离”。咸丰年（1860），为避兵灾，先后两次远走他乡，历尽艰辛。同治三年（1864）返回鄣吴村，与父亲相依为命。第二年，随父亲迁移至安吉城（今安城镇址），买地建宅，宅名“芜园”。这一年，昌硕考中秀才，并跟同里施浴升学诗，兼学各家书法、篆刻。吴昌硕在鄣吴村和芜园生活期间，曾参与农业生产，为日后作画积累了素材。

吴昌硕在他父亲逝世的第二年，开始四出游学，寻访师友，刻苦学艺。在杭州，跟经学大师俞曲学文辞章。在嘉兴结识画家蒲作英，切磋画艺，得益良多。在湖州，跟“潜园六才子”之一的施补华学诗词。在苏州，有机会尽览文物收藏家吴平斋所藏书画篆刻彝器，艺术视野大开；与画家任伯年结交，请教画艺；又得潘瘦弟所赠石鼓精本，从此对石鼓文的研习无一日中断。在上海，识金石学家吴大徵，于金石学颇有进益。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吴大徵师北上，他参与戎幕随行。当得悉北洋舰队倾覆，悲愤填膺，赋诗痛悼阵亡将士。光绪二十四年，回到鄣吴村重修《吴氏宗谱》10卷。第二年，出任安东（今江苏省涟水）县令，因不善官场逢迎，只一月即挂冠南归。宣统元年（1909），与蒲作英等发起创设上海书画同善会，规定入会者合作之书画作品须陈列会中待沽，所售金额之一半用作慈善赈灾事宜。

1913年重阳节，许多著名篆刻家聚会杭州，创立“西泠印社”，公推吴昌硕为社长。印社成立后，每当春秋佳日，举行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活动，吴昌硕必往参与，并先后作《西泠社图》、《西泠印社记》、《隐间楼记》等。印社所藏珍贵文物之一《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为浙江省现存的两种汉代以前石刻之一，被誉为“浙东第一石”。20世纪初，此碑曾被辗转盗卖，1921年运到上海，一个旅沪日侨准备以重价购买此碑，以运往日本。旅沪浙人闻知此事，就与吴昌硕商议，吴昌硕毅然以抢救这一珍贵文物为已以任，邀集同志，撰发文启，奔走呼吁，不辞劳。经努力终于募集8000元巨款，将这块碑赎回，由西泠印社建造石室永久保存。

1916年，吴昌硕校刊由诸宗元所赠《元盖副草》孤本20卷，使明代后期诗人吴稼澄(吴维岳之子、鄣吴村人)的诗集得以传世，自己则以书画义卖赈灾。

吴昌硕不仅学而不厌，且也诲人不倦，先后投其门下执弟子礼的有：诸闻韵、诸乐三、刘玉庵、王一亭、 杨植之、荀慧生、沙孟海、潘天寿等，后来大多成为书画界名家。

吴昌硕声誉不名满神州，而且誉扬海外，在日本尤为隆高。日本汉学家中与他交谊最厚的是日下部鸣鹤与长尾雨山。鸣鹤逝世 ，他亲书篆文墓碑，至今屹立在鸣鹤故土，与鸣鹤于杭州紫云洞名刻石隔海遥望。来华执弟子礼求教的以河井仙郎和水野疏梅最著名，后来均为日本书画篆刻名家。他的成就随日本友人和弟子的推崇，在日本的声誉日隆，而其作品大量远播日本，虽渠道不一，然与“六三园”尤为有关。“六三园”是日本人白石六三郎在沪经营的日本式餐馆，日本人常聚饮于此。园主爱重吴昌硕的艺术，不仅数数请他宴饮，且盛张其作品于席间，还在园内专为他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览。由于“六三园”的媒介，其作品遂大量流向日本。日本人临仿习研者日多，刊专辑、办展览、制铜像，珍惜爱重，俨如国宝。

吴昌硕成名后，生活上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习惯，反对奢糜 ，衣、食、住名方面都十分简单。然而，他待人却一点也不吝啬，乐于助人。如遇亲友有病，他就出钱帮助医疗；对身后萧条的，他毅然以料理丧葬和抚育遗孤为已任。 吴昌硕于1927年11月29日因病在上海寓所逝世，享年84岁。其传世著作有<缶庐集>、<缶庐印存>等多种。

按吴昌硕生前遗愿，其墓建在余杭超山。鄣吴村有他的衣冠冢。西泠印社辟有吴昌硕纪念室。1984年，在递铺镇建吴昌硕纪念馆；1987年，修复其在鄣吴村的故居；县里成立了“吴昌硕书画会”和“昌硕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