揿下快门的是谁

　　在安吉文联下属各专业分会中，据说县摄影家协会的队伍最庞大。相比于其它文艺门类，摄影之事，除器材前提外，在操作上没啥复杂要求，只要能对准目标，按下快门就行了。不会拿毛笔、刻图章、说曲艺的人，用食指揿下按扭还是会的。在胶片时代还有暗房操作的麻烦事和技术活，而在数码科技突飞猛进的当今，手机拍照功能已普及，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家或不妨以“摄友”自称。从前阮囊普遍羞涩，“玩摄影”是烧钱的事，器材、胶卷、冲印花费颇多。如今数码化了，摄影成了人人都可拿在手上玩几把的溜溜球。

　　从老百姓业余文化生活得以丰富多彩来说，摄影的普及化，显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指数的大好事。由小康而全面小康，让相机(或手机)留下竹乡人民幸福生活的精彩瞬间，映现美丽乡村的优美风光，展示“最佳人居”的良好生态，不亦乐乎。微信、博客图片传输的便捷，更可随时晒“摄影新作”，让亲友分享亲历亲为的幸福。自恋族还可借助自拍神器，顾盼自雄，频频出镜，不仅可过足明星瘾，而且成了不用请模特的“人像摄影艺术家”。摄影真好，摄影的平民化、日常化更好，正如某相机广告语所说：“美好瞬间尽在Kodak一刻。”

　　不过，就像“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运动，当人人成了“诗人”时，诗神反而远远地躲起来了，羞愧得不肯见人。在人人都是摄影家的泛摄影时代，当快餐式图像消费成了文化消费主渠道时，真正的摄影精神也就越来越失落了。

　　暂且不论现代社会中摄影和图像消费之关系，还是说摄影艺术本身吧。很多摄影家或摄友尽力把照片拍得美、拍得好看，奉此为摄影艺术圭臬。艺术追求美固然天经地义，但“美”就等于好看吗？电脑制作的美术字，可能比吴昌硕的书法“好看”。单纯追求表面“好看”，大抵是初级阶段的“文艺腔”。倘只为证明自己曾“到此一游”，或拍些风景照以作旅游纪念，拍得“好看”倒也顺理成章。但就像文章和文采之关系，摄影艺术显然不等于拍得“好看”。何况所谓的“好看”，很可能遗忘或遮蔽了真正的摄影精神，反而沦为“不好看”或“不经看”，就像以“文艺腔”为正宗文艺的文章那样，对真文艺多有糟蹋。

　　杭州作家赵健雄退休前摆弄起相机，渐渐一发而不可止，出了一本《想——浮现心中之相》的摄影作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其不少照片，倘用世俗审美眼光看，几乎谈不上什么“好看”，但其中折射的文化眼光和人文情怀，让人颇开眼界，多堪寻味。他拍的虽是眼前之景物，其实，镜头所呈现的是“想——浮现心中之相”。套用“文人画”之称，可谓“文人摄影”或“人文摄影”也。笔者翻过多本印制精良的本地摄影家作品集。他们为拍好照片常起早摸黑、翻山越岭、冒雪迎霜，精神可嘉。遗憾的是，十有七八只是拍得“好看”而已。“好看”的画面背后，几乎一无所有。勉强有一点文化意蕴，其“含氧量”也稀薄得如海拔五六千米高原上的空气。陈丹青在《退步集》中引了王氏兄弟拍的一组反映草根族健身场景的照片。陈赞誉这才是“伟大的奥运精神”，而我以为这才是“有文化的照片”。

　　“背后一个包，胸前一门炮”的摄友们，倘只关心器材的升级换代，只比拼电脑数码图象处理技术，而取景之眼缺乏文化的眼光，那样的照片可能很“好看”，但也很乏味，多有一股“单反”味或电脑程序语言的气味。据说布列松是使用器材最少、最简单的摄影大师，但在那个“决定性瞬间”，揿下快门的是他。

　　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既是谈论摄影和摄影者的好书，也是论述现代文化的经典。陈丹青《草草集》中那一组谈摄影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挨在肉上”。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这东西，只有艺术家。”同样，也没有摄影艺术这东西，只有摄影家。“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鲁迅)关键在于镜头后面揿下快门的人是谁。不过，倘若只是拍着玩，而无意于摄影创作，只要不学陈冠希弄出艳照门，谁拍、咋拍都行。

　　回到安吉摄影话题。迄今为止，题材和本地有关的传世摄影精品，首推王锦秋三十多年前拍的《百舸争流》，画面是当年千百竹筏在赋石水库等待翻坝的壮观场景，首发《人民画报》。王锦秋虽非安吉人，但在本地工作过多年，可谓安吉业余摄影界“教父”级的人物，后调任《浙江画报》主编。王先生几年前已去世。据他的一个安吉同事兼摄影徒弟说，弥留之际，他很想喝一口用西苕溪水泡的安吉白茶。师母打来电话后，张姓徒弟泡好一杯茶，亲自火速送到杭州某医院。病床上的王先生呷了一口茶水后，不久即归道山。此事无关摄影而有关摄影人。想象那场景，比“好看”的照片更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