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论道

　　我为《第三地》写稿，除了想赚稿费以外，还因为既是第三地，想必环境宽松、可以无拘无束，说一些自己想说、却不合身份、也不合时宜的话。

　　古人云：文以载道。这个道，我以为可以理解为公道。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除了能“妙手写文章”，更需要“铁肩担道义”。司马迁倘若缺乏侠肝义胆，不敢冒死为李陵说公道话，恐怕也就写不出《史记》那样的千古绝唱来。（也许只能像他的本家司马相如那样，作几篇“子虚乌有”的赋，去博取皇帝的欣赏。）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普通人哪怕再努力，也写不出《史记》来。但这并不妨碍普通人也可以像司马迁那样凭良心说话。写文章，水平高低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大狗能叫，小狗也能叫。然而，无论大狗叫还是小狗叫，都应该有一条底线：明辨是非，不说“混帐话”。

　　这些年来，许多文化明星以“维稳”为己任，努力用自己的学问修养去改造全民族的情商。这虽然并非文学和文人的“本职工作”，但似乎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为了说服老百姓，他们常常说出一些似是而非、甚至颠倒是非的话来。比如，愈演愈烈的雾霾天气，引发了群众的不满情绪。此时，有“大师”站出来发声，要求大家：少出门、多看书、调整心态、坦然面对。更有所谓的历史学者，将59年庐山会议由反左转而反右的责任，归咎于彭德怀情商不高，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上了《万言书》。如此混帐，真是混帐到了一塌糊涂。幸亏后来的事实证明，哪怕彭老总们情商再高，也不可能“改写历史”。国人倘若听任甚至习惯于如此“反思”，那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恐怕永远只是一个梦。

　　笔者一不小心，又说了大话，但自以为大而有当。中国人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么，“匹夫”应该负怎样的责，又怎样去负责呢？说实话，当统治者把江山弄得不可收拾时，却要老百姓拼了命去勤王保驾，这份责，负得实在很冤枉。我倒是以为，匹夫之责是做一个真正的“良民”——有良心的人民。一个社会，无论出了怎样的状况，只要在普通人的内心还保存着善良的种子，就还有好起来的希望。反之，如果人心向恶，那就不止是要亡国，而是要亡天下了。做小人物良心的“发言人”，才是文学和文人的本分。

　　我的话题看似不轻松，其实不过是坐而论道、一吐为快。小人物议论时局，或多或少都带有娱乐性，通常不会因为“国家搞不好了”而夜不能寐。老百姓既能吃肉，又能骂娘，表明他们幸福指数蛮高、国家形势还好。相反，如果茶馆里贴满了“莫谈国事”，那么，国事恐怕就不可为了。

　　话说回来，无论如何，年纪一大把，还存有文青兼愤青情结，实在不是一点点“霉”（安吉方言，意为迂腐）。早就想改了这个毛病，却迟迟没有措施。这回似乎下定了决心，但还是想先写完这篇文章再说。今后倘若还想在“第三地”里论道，那就论论茶道，绿茶、红茶、白茶、黄茶，似乎都在可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