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华清而明 对镜理红妆

图一

图二

　图三（1） 

　图三（2）

　图四

　图五 

 

图六 

　　铜镜正面光滑可鉴，用以照容，背面纹饰精美，可以欣赏，巧妙地将古人的生活实用和艺术欣赏融入方寸之间。铜镜在考古学研究中，也有相当广泛和重要的意义，只要在发掘中找到铜镜，即足以推断墓葬和遗址的时代上限，铜镜往往作为考古断代的标准器物之一。安吉是文物大县，在安吉众多的出土文物中铜镜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的。

　　安吉馆藏铜镜时代跨度从战国至明清，犹以境内出土铜镜为主，品种丰富。特别是境内出土的汉代铜镜，不仅铸造精良、品相上乘、保存完好，而且其类型几乎贯穿两汉早、中、晚各个时期。而南宋偏安江南，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湖州铜镜更是闻名全国。

　　从目前我馆藏铜镜情况来看，时代最早的为战国中晚期，并以战国楚镜最为突出。楚国作为战国时期重要的造镜中心，出土的铜镜的数量最多，种类最为复杂，纹饰最为精美，而楚国铜镜则代表了战国时期的最高水平。一直以来，浙江境内很少发现战国铜镜。1998年3月安城窑岗D1-M4发掘出土一面战国四山纹镜，浙江境内首次出土的四山纹镜。(图一)

　　随着近几年来安吉的考古发掘，在安吉境内的五福与上马山又出土了6面战国镜。安吉是浙江省内出土战国铜镜最多的地方，这与安吉的历史及其所处的位置是分不开的。商周时期，安吉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分布区。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与吴国交战失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力复苏。由于战争的需要，越国大力发展青铜兵器生产，但不能大量铸造铜镜等日用器物。这也是浙江境内极少发现战国时期的铜镜的主要原因。到了战国晚期，楚国打败越国，吴越文化被楚文化所代替，安吉也为楚国境地，而致使楚镜流入安吉境内，这与近年来在安吉境内出土少量战国时期的铜镜都具有楚镜的风格相吻合。

　　2006年9月安吉五福楚墓发掘出土一面战国蟠螭菱纹镜。该镜为圆形。三弦钮，圆钮座。外围凹面形圈带及绳纹、短斜线纹各一周环形带。主题纹饰由地纹和主纹组成。地纹为圆涡纹组成的云雷纹，主纹饰为蟠螭菱格纹，蟠龙头靠镜缘，张大口，露利齿，身躯蟠曲，呈S形向两侧伸展，并与一侧的菱格纹相连。一周弦纹带环外接斜短线纹。素卷缘。此镜地纹与主纹层次分明，四蟠螭造型简洁，为战国楚国晚期典型的蟠螭纹镜。(图二)伴随该镜出土的有战国时期的青铜剑及大量精美漆器，(图三)。

　　由于安吉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至秦时期，秦始皇设鄣郡于境内，安吉遂成为长江以南，太湖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改鄣郡为丹阳郡，以原鄣郡治置县，至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置安吉县，前后近三百年是安吉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对繁荣昌盛的时期。

　　西汉与东汉，这是我国铜镜铸造业昌盛时期，铜镜的制作和使用更为普遍。浙江的铜镜从西汉开始较广泛地流行。西汉前期铜镜形制、花纹仍保留战国时代作风。西汉早、中期铜镜以蟠螭纹镜和草叶纹镜最具有代表性，铜镜上开始铸有铭文。中、后期主要铜镜种类有“昭明”镜、星云纹镜和“日光”镜等。东汉前期最常见的是“尚方”博局镜和连弧纹镜。中后期又开始流行神兽镜、龙虎镜等，都以图案化的动物为纹饰。这从安吉境内出土的大量两汉时期的铜镜中可以证实。

　　1998年良朋上柏D19-M3西汉早期墓葬中发掘出土一面蟠螭纹镜。该镜极具有战国楚式镜风格，镜体轻薄，三弦纹钮，伏螭钮座。座外二周弦间为铭文带，篆书铭文读为：“愁思甚，悲欲见，毋说(悦)，相思愿毋绝。”铭文带外饰两周双线绳索纹，绳索纹环外伸出对称四夔纹，将纹饰分为四区，每区置一组蟠螭纹，蟠螭小头、圆眼、尖嘴，身躯蟠旋纠缠，曲线流转，细腻繁缛。四组蟠螭隔夔两两相对。主纹外一周绳索纹。立卷缘。器表呈黑漆古。(图四)

　　同年，安吉良朋上马山D16-M1西汉中期的墓葬出土一面星云镜。该墓还出土了一批同时期的釉陶器和泥质陶器，其中鼎身呈扁圆形，耳及足显得矮小。壶、瓿在肩部出现凸弦纹，器形显得矮胖，瓿耳低于器口。从而证明，星云镜在西汉中期已开始流行。(图五)

　　四乳禽兽镜为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期流行的镜类，这一时期的铜镜，其纹饰题材有了重要突破，以四神为中心，形象各异的禽鸟、瑞兽成为铜镜的主题纹饰，并注重铜镜的边缘装饰，使铜镜这种实用品更富于艺术性。1976年高禹南湖林场发掘出土的四乳八禽镜(图六)，与其同墓出土的有新莽“大布黄千”钱币和五珠钱，该墓应在新莽时期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