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籍教授王正平:乱世中孜孜求学

　　王正平（1921.1～1996.2），安吉递铺人。1946年暨南大学史地系毕业后在上海被服厂工作。1947年至1953年先后在杭州中正女中、惠兴女中、杭州高级中学任教。1954年至1957年为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1955年至1956年任浙江教师进修学院历史科主任。1956至1961年任杭州师专历史科主任，后改杭州师范学院。1961年至1987年先后任原杭州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51年3月加入民革。曾任浙江省政协五届常委，民革浙江省委会第六、七届常委，八届顾问，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民革省委会孙中山研究会会长等职。

　　乱世艰难的求学路

　　王正平先生是在八年抗战动荡岁月里读大学的，获得知识的代价是，磨难、苦涩，乃至生命的付出。

　　1942年初夏，在金华，适逢浙赣战役，一片混乱，好容易挤上最后一列火车，到江山就不开了。他与两位伙伴南下福建，在仙霞关古道，遭到日机空袭，“敌机飞得很低，连那太阳旗徽也看得清楚，肆无忌惮地狂扫机枪，粒粒火舌在我们周遭乱窜乱跳，我们这条小命似萤火虫般在山道草丛间飘忽，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就消失了。草丛中有很多尸体，发出阵阵恶臭；还有重伤者躺着，呻吟呼号。真是惨不忍睹！”

　　王正平等三名青年在大雨中从廿八都挣扎到枫树岭，夜幕已落下，见前方有一楹小屋，人是疲倦极了，就投奔进去，倒地就睡去了。第二天，被辘辘饥肠逼醒，爬起来想去弄点吃的，却发现这家五口人都已死在堂间，他们逃出这家，去找另外几家，不是没有人，便横尸屋内。不久，发现路旁墙上贴有纸条：“鼠疫猖獗，切勿停留！”王正平说，我们已经知道，日寇在浙西、赣东、闽北散布带有鼠疫病菌的小麦、粟米、豆类，企图制造成百上千个无人村，现在终于身历其境。要为民族复兴而求学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几经折腾，王正平一行三人到达闽北建阳，寄寓“流亡学生收容所”，一日吃两顿吊命。但其中一位吴君因患痢疾，夭折建阳。剩下他二人巧逢暨南大学二度招生，被录取，得以入学。

　　王正平就读暨大史地系，1946年毕业。王先生说，暨南是名校，虽然流亡在闽北武夷山小山村童游，生活极其艰苦，但学习、学术空气很浓，带着问题学习，恭听名师讲座，自由研讨，蔚成风气。何炳松校长邀请周宪义、许杰、盛叙功、陈守实、戚叔岩、黄宾虹、潘天寿、沈练之、俞剑华等著名学者来校任课，礼聘王亚南先生来作讲座，都是当时的盛事。

　　学生受名师熏陶，得益终身。

　　忆及点滴生活，回味颇浓。王先生说，校里没有自修室，山野旷地便是读书好地方，还有山泉、鸟鸣作伴呢。入夜，一片漆黑，寝室里仅有一盏桐油灯，工友拎把壶，每天来加油，还给你两根灯芯。于是同学们便围着幽幽闪光的桐油灯看书、做作业、交流心得。一个晚上下来，每人的鼻孔被桐油熏得乌黑，一不留心，被抹成一个大花脸，大家互相取笑，倒是一番乐趣。王先生说，“流亡大学生活艰苦不在话下，是母校暨南大学培养了我踏实学习、认真钻研的习惯。如今，若是我在教学科研上略有成就，饮水思源，还归根于童游四年。”

　　教学研究成果丰硕

　　“不虚言，我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教师，因为我教过小学，也教过中学，然后教大学，在讲台上走过了我的一生。”这句话，概括了王先生半多个世纪的从教生涯。

　　尚在他的中学时代，他曾做过一年制短期小学和普通小学的教师。自大学毕业后，他曾先后在初中、高中、教师进修学院、师专、师院和大学任教。之后，除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中世纪史硕士研究生导师外，还兼任浙江师大（原金华浙江师范学院）教授和浙江老年大学校务委员。

　　他先后开过中学历史教学法、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学术讨论或批判、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论历史研究、马恩原著方法论研究等十多门课。几十年来的多阶段教育的教学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厚的教研经验，拥有较广博的历史知识。

　　他与另两位学者合作编著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曾被40多所高等院校历史系采用为教材，获1982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他还参加编写、主编了《世界历史人物小传》、《世界史大事汇编》等工具书。

　　王教授的科研论文厚积薄发，涉及古今中外，显示了他历史研究的广博。90年代起，他把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历史比较研究上。他在他的《论一些民族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原因和共同特征》、《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论历史的多层次研究》等多篇论文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吸收现代科学成果，为发展并丰富现代历史科学理论，作出了他的学术贡献。

　　王正平教授经常参加全国性世界中世纪史、史学理论的学术活动。他被邀到各兄弟院校讲学，行踪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学术报告；在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哈尔滨暑期讲习班上，他为该专业的青年教师作专题讲座。他泅游在历史教学、研究的大海洋中，得心应手，直入佳境，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也给了王正平的教学科研注入了动力与热力。尽管已年过花甲，王教授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没有一个学期不开课，而且80年代间，发表的论文相当1976年以前27年的20倍以上。进入90年代后，他已届古稀之龄，表示仍要策励自己，争取每年发表一、二篇论文，隔几年能出一本书，为中青年教师的迅速成长，出一点微力，尽一个教师的职责。

　　教书不忘时代使命

　　“文章报国书生志”（毛翼虎诗）。民革的文化人都秉承这一优秀传统，只要主流意识的需要，他们就会运用自己的智识和学术优势，口诛笔伐异端，维持社会稳定。

　　1988-1989年，社会上以六集政论电视片《河殇》为代表，无视中国历史事实，流行一种舶来“蔚蓝文明”思潮，全盘否定中华文明，宣传历史宿命论、民族文化虚无论。王正平教授和海内外正直的中国文化人一样，拍案而起：“不能捏造历史！”他说：“《河殇》责怪我们祖先眷恋大陆，始终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海洋，说什么‘这是历史的命运’。这是对中国古代航海史的无知！”他引用“蔚蓝”一方权威，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话反驳说，“中国人被称为不善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中国的海上舰队，在1100-1450年间，肯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治世界史的王正平还以古印度、腓尼基、阿拉伯的辉煌航海史实，来点穿《河殇》们对历史的无知和可笑吹捧“小池塘地中海”蔚蓝文明。其实质是什么呢？“实质上，它不过是用美丽的词藻编造谎言，突出‘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的殖民地主题思想而已罢了。”

　　一直自称“最普通教师”的王正平教授，在这场维护民族文化尊严的论战中，形象树立起来了。

　　弘扬爱国传统，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王先生的一贯思想行为。在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的活动中，他应邀出席浙江省政协举办的座谈会，并发了言。他借鉴历史事实，公正地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多少爱国的志士仁人也曾先后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其教训却是‘先生总是打学生’。中华民族的生路在哪儿？直至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终于有了希望。” 

　　王先生热爱生活，热爱西湖。1996年农历辛亥岁末，他自知来日无多，让孩子们推着轮椅，滨湖行走一圈，沐浴冬日和煦阳光，深情又深情地摄视湖光山色。先生归山之日，恰是农历子年肇始，“千门万户瞳瞳日”的初一。　　（来源： 民革浙江省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