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4月26日 | 来源:安吉新闻网 | 作者: 记者 胡旦
记者去电邀约时,周凡正在工地上。年逾50的他却有着与这个年纪不符的干劲。现任大同至西安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他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工期紧,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我这人就是这样,认定做一件事就要竭尽所能做好。”正如周凡自己所说,他的身上有一股执拗劲,正是这股劲儿,让他适应了离乡之苦,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让他在做了十几年行政工作后又重拾图纸,站在这条连接大同和西安的高铁工地上,日以继夜。
离乡,措手不及
安吉到天津,1000多公里,这是1984年起,周凡离家的距离。
周凡是个地地道道的安吉人,上面有三个姐姐,他是家中幺儿。“父母都不希望我离家太远。”周凡说,在工作分配下来之前,他也从未想过今后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竟会离家那么遥远。周凡离家,其实有着阴差阳错的无奈。“我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人从大学毕业,对于毕业后的分配一点概念都没有。高考填志愿时,母亲说不要跑太远,于是就报了离家近的浙大,当时我们一个班里有30几个浙江的同学,湖州的也有3个,临近毕业时,我们这些浙江的学生很多都被分配到外地,倒是从外地来的几个同学都被分配回了家乡。”周凡说,自己被分配到位于天津的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电化处工作,从此便与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到天津时,各种各样的不适应“铺天盖地”。天津与浙江,天差地别,“北方人都爱吃面食,当时物质条件匮乏,蔬菜品种也不像南方丰富,几乎天天都是大白菜,一开始真吃不惯。去天津的第一个冬天,几乎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流鼻血,因为北方的暖气太热了。”吃不惯、住不惯,还都是些小事,遥远的距离所衍生出的孤独感,才是对于这个初离家的毛头小子最大的挑战。“80年代初,物质生活本来就匮乏,加上离家远,生活上也没有完全适应,说实话,那段时间我的状态一直处在低谷。”
大病,因祸得福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如一盆冰水,兜头浇下,几乎把初出茅庐的周凡击垮。上班没多久,周凡就因为甲肝住进了医院,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周凡对父母说了谎,电话里,他对父母说自己工作太忙,无法回家。就这样,来到天津的第一个春节,周凡是一个人在医院里度过的。
但是,虽说是人生中的一次不幸,可周凡心里却一直感谢着那场病。“他让我有时间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位自己。尽管一场大病让我在业务上比同一起跑线上的同事落后,但却给了我迎头赶上的经历。”这场大病让从小到大成绩优异顺风顺水的周凡,第一次感觉到挫折,而挫折往往比成绩更能锻炼一个人的品性。
当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我最感谢这场病的地方,就是它让我重新联系上了我学生时代喜欢的女孩,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春节过后,周凡回家养病,期间探望了中学时的班主任,学生的心思总是逃不过老师的眼睛,周凡的心思,老师看得通透,正好将周凡的近况告诉他学生时代爱慕的女孩,女孩给周凡写了一封安慰和鼓励的信,正是这封信,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并最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谈起这场大病,周凡一直将“因祸得福”四个字挂在嘴边,这样的心境,让他在面对人生的波折时都能泰然处之,最终否极泰来。
铁路,开始和归宿
周凡的人生中,不得不提两条路,一条是正在兴建的大西高铁,而另一条则是始建于80年代末的大秦铁路。它是我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重载运煤专线,至关重要。而周凡,作为设计负责人,参与到一期工程的电力变配电所的设计工作,并且独立完成了全线电力变配电所的设计和配合施工任务。
大秦铁路设计成功后,各种各样的荣誉随之而来:1991年被团中央、国家计委授予“共和国重点工程建设青年功臣”光荣称号,1992年当选“天津市第三届十名最佳青工”……随着荣誉而来的,还有汹涌而来的关注度。“那时候,我一下子成了我们院里的小红人,整个设计院几千号人,谁都认识我。”或许是因为性格使然,对于铺天盖地的美誉,周凡并没有“飘起来”,“说不要荣誉,那是假的,但我对这些荣誉的看法更多的是在于它对我工作的肯定,当我得到的荣誉足够说明我的工作能力时,余下的我就觉得多了。”周凡渐渐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再有更多的荣誉,他也尽量推辞。周凡半打趣地说,这依然要感谢那场大病,让自己将挫折和荣誉都看得很淡。
因为在钻研设计的同时,周凡还担任部分行政工作,渐渐地,他完成了一次工作的转型,行政工作成了他的重心,一做就是十几年。但是当他已经习惯了行政工作的节奏时,2008年,一纸任命,再次颠覆了他平静的生活。周凡从电化处处长的岗位上,被当时的铁道部提拔为副局级,担任大同至西安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说实话,一开始接到任命时心里并不乐意,且不说从熟悉的岗位调任到不熟悉的岗位时那种不适应感,光是工作地点的改变就让我有些难以接受。工作的地方在太原,而家在天津,这纸任命,让我再次体会到孤身在外的感觉。”不过,妻子的鼓励让周凡渐渐打消了疑虑,他又重新燃起了对设计的热情:“我是做设计出身,设计才是我最好的归宿。”
现在,大西高铁的电站已经进入施工阶段,周凡也整日泡在工地上,尽管劳累,却足够充实。
家乡,根和牵挂
游子的心,总是牵系着家乡。虽说常年在外,但周凡却始终关心着家乡的变化,周凡喜欢上安吉新闻网,从电子报上了解家乡的新鲜事。家乡获得“联合国人居奖”了,杭长高速开通了,公共自行车启用了……对于家乡的变化,周凡如数家珍。“虽然我不能一一体会家乡的变化,但通过报纸,我能感觉我的心还牵挂着家乡,我从未走远。”周凡说道。
就如所有在外漂泊的游子一样,除了对家乡的依恋,还或多或少存有一份对父母的愧疚。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周凡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年,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让这个在外漂泊的游子深刻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周凡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刻起远离家乡,远离父母。作为家中独子,父母的不舍,周凡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当时大学毕业都是分配工作的,你不服从分配,你就没有工作。”周凡说。服从分配,周凡来到天津,从此,常回家看看,成了他最渴望却也最难以做到的事情。
“我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地点决定了我不能常回家看父母,尽管每年都会至少回家一次,但我知道,对于父母来说这远远不够。”周凡唯一能做的,只是多给父母打打电话,聊以慰籍二老的思子之情。“平时父母都是我的姐姐们在照顾,父母有什么事,自己不在身边,这种感觉无奈又无助。”周凡回忆起父母时,总带着歉疚的口吻。父母不舍得吃穿,常常衣服穿破了还要补上几次,而他能做的,除了再多寄些钱物,在电话里多唠叨几句,便无其他。“有时候我挺羡慕我的姐姐们,他们想看见二老就能天天看见,老人有什么难处也是首先找她们。”
父亲病逝,远在他乡的周凡甚至没能看父亲最后一眼。周凡说,他不知道父亲去世的那一刻是否有遗憾,但父亲的病逝,成了周凡永远的痛。同年,母亲也离开人世,这让周凡饱受煎熬的心雪上加霜。“对于母亲,我有更多的愧疚,当初被分配到天津时,母亲是最难过的一个,后来当我的妻子也将工作调到天津时,母亲知道让我回来已经没有可能,曾一度很不理解。母亲早年中风,父亲一直在家照顾母亲,几十年了,二老只在去年来天津时小住了半个月。”聊到这儿,周凡的声音顿了顿,似乎再次走进了关于父母的回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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