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陈嵘先生于金陵办学传奇

　　1937年11月，中日淞沪会战上海失守，南京告急。国民政府撤往重庆，金陵大学随迁至四川成都，金大附中——金陵中学迁往四川万县。当时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委托森林系主任——陈嵘教授（因他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英、德、拉丁等语），美籍教授贝德士等留守南京，并由他们组成留守护校委员会，行使保护校产重任。这位安吉的林业专家陈嵘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办学经历就这样在战火中拉开了序幕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肆意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陈嵘、贝德士等人利用校园救济难民，保护了金陵大学难民区3万多老弱、妇孺贫民。

　　1938年2月，南京各难民区先后被日寇强行撤除，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主席拉贝也返回了德国。

　　炮火中办学救国

　　金陵烽火弥漫，百业凋敝，学校停办，无数青少年流离失所，无书可读。为了保护金大校园，让失学青少年继续学习，为了维持留守的教职员工及其家属的生计。陈嵘与贝德士等同日方交涉，利用金大校舍办中学。1939年下半年，开办金陵补习学校，贝德士为名誉校长；陈嵘主持全面工作，由于教学秩序正常，社会名声较好，于1940年下半年便扩充办学，有学生二、三百人。改名为“鼓楼中学”，仍由美国教会主办，陈嵘为校长，齐兆昌为总务主任，全面设置普通高中课程。

　　1941年1月，美日关系恶化，贝德士离校去重庆，留下美籍教授史德蔚为代理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交战。12月7日清晨，日军突然闯进金大校园，陈嵘等即前往交涉，史德蔚当场被捕，关进上海集中营，直至抗战胜利方获释。金大校园被日军强占后，日方指使汪伪政权开办“中央大学”。“鼓楼中学”失去办学基地，陈嵘心急如焚，设法将学校迁至金大附中——金陵中学校址，陈嵘考虑这样既可以保住金陵中学校产，又能继续办学。陈嵘、齐兆昌与日军交涉谈判，日方则以苛刻条件要挟：胡扯什么“帮助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同伦”。其二，学校受日军监督，必须增设日语课。陈嵘等据理力争，也提出相应的条件：要求日方不得损坏金陵大学及其附中的所有校产，不得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确保师生安全。

　　1942年下半年，同伦中学开学，日军派南京特务机关长原田宪永少将为校长，陈嵘忍辱负重为“校长极取”即代理校长，齐兆昌为总务主任。

　　特殊时期的师生情

　　陈嵘先生蕴藏着一颗爱国之心。1940年春，金陵补习学校沈新等几位学生在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开展了秘密的抗日宣传活动，印发了若干传播抗日战场情况的传单和鼓动抗日的册子。有几次，他们曾秘密地投递到陈嵘先生的宿舍里，陈嵘先生看过后，从未在学校追查，从未听到声张。只有一次，他不动声色地与几个较熟悉的同学谈到了日本宪兵正在秘密注视学校动静，提示学生们要多加小心，以防走漏风声。不久，党的组织也要求改变策略，停止印发抗日宣传品。学生们恍然大悟：陈嵘先生是在暗地支持学生抗日，是个爱国的好校长。

　　日寇为维护奴化教育，不仅在伪官方办的中学里设置与国语并重的日语，对私立学校也要求设置日语课，甚至强行派日本人来当教员。可是，金陵补习学校、鼓楼中学均进行抵制，理由是学校为美国教会所办，已设置英语课程，为减轻学生负担，不宜再设置第二外语。

　　而同伦中学在日方的严厉监督下，强行开设日语课。部分学生由于对日冠不满，不愿意学日语，要求改学英语，陈嵘先生十分理解，同情学生。但迫于当时的处境，只能耐心地开导学生，说此要求在目前环境条件下很难获准，而且学习日语并不等于不爱国，学习外语之目的，在于学习外国的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听了他语重心长的话，这些学生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积极投入到学习中。

　　有一天，张横江等三位学生在同伦中学教学二楼拾到一条死蛇，一学生从北面窗口将死蛇往外一甩，正碰上陈校长从楼下走过，差一点落在他头上。他一惊，止步向楼上张望，朝学生们微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三位淘气学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心理内疚而感动，都佩服陈校长涵养性高，爱学生如爱子。

　　同伦中学的学生，最初都是从鼓楼中学转过来的，比较纯正，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称誉。其后，学生增加到四、五百人，来自四面八方，流动性大，学生整体素质也受到影响，但是“十室之邑，必有芳香”，每个班级总有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刻苦钻研，虚心好学，成绩可观。毕业后，都考上名牌大学；有的出国深造，成了国家栋梁之才。如：校友齐康成材后为国家建筑设计大师、国家学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校友陈振树成材后，为中国石油部教授级石油高级工程师等。

　　平民校长的布衣生活

　　陈嵘一向生活俭朴，过惯布衣生活。抗战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学校经费困难，陈嵘身为校长，报酬与其他教职工一样，收入微薄，从不搞特殊。

　　据金中校友沈新（陈贤贵）、齐康等回忆：他当时住宿在金大农学院二楼一间办公室内。他一人独居，三餐饭是从学校步行到鼓楼街头的小饭铺里吃的，他总是风雨无阻一人漫步来回。有时在路上相遇，他总是热情地同大家边走边聊，问问同学们的学习和家庭情况。

　　“有一次，我们问他鼓楼街头的小饭铺，早上只有烧饼、油条，中晚不过是蔬菜、豆腐，吃得习惯吗？他连连点头，还说来回步行，有益健康，又可与贫民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沈新、齐康回忆，“他平时总是穿蓝布长衫，脚穿布鞋，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缝或请邻居齐（兆昌）师母帮忙。”

　　8年守护，重回金大

　　1943年下半年，学校初步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陈嵘、齐兆昌才掌握学校实权。学校秩序井然，校产严加管理。平时只开放东课堂二、三楼的部分教室、实验室、口字楼、学生宿舍和钟楼办公室，其他如图书馆、体育馆、西教室都封闭不用。直至抗战胜利，金中校产齐全无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同伦中学仍恢复原名“金陵中学”，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喜庆胜利。10月25日，贝德士以“金陵大学副校长”名义乘飞机从四川飞抵南京，负责处理金大校产接收事宜，他临时住在齐兆昌家里，就近和陈嵘、齐兆昌商谈“南京金中”（同伦中学）、“万县金中”、“成都分班”三校的合并问题，主要是人事安排。

　　抗战八年，风云多变，道路坷坎，陈嵘先生对金中师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如今胜利了，他有更重要的事须去做。

　　1946年夏，他离开金中回到金大重新走上森林系主任的岗位，身为教授从事林业教学、科研工作。

　　同时，金陵大学从四川回迁，当返宁师生们看到留下的所有校产、仪器、图书、标本完好无损，无不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