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舅妈是个伟大的人。”我母亲去世已二十年了，可表弟在我母亲灵柩前的这句话始终在我脑海中回荡，久久不能忘怀。表弟对我母亲的这份深深敬意让我感动、思索，也更激起我对母亲的感恩和怀念之情。

　　母亲出生于山村普通农家，从小聪慧、懂事，深得在私塾教书的伯父的宠爱，因此她识得几个字，会背诵《女儿经》。母亲对自己的这点“文化”颇为珍惜。

　　十七岁那年，母亲带着《女儿经》嫁到了山那边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和娘家一样，依旧是开门见山，出门爬坡，贫穷而落后。婆家人口多，父亲光兄弟姐妹就有九个。父亲是老大，繁重的家务也自然落在了身为大儿媳、大嫂的母亲肩上。“黎明即起，洒扫庭院”母亲背着 《女儿经》的诗句开始了她的另一种生活。

　　两年后，大叔成亲了，母亲有帮手了，妯娌俩轮流着做饭。开始，大婶贪睡，常误时，公婆便会厉声责骂她。母亲很是同情，于是她每天早起，让大婶安心睡觉。不久大婶也能按时早起了。她激动地对母亲说：“真是谢谢你！你帮我做早饭，我睡觉不用提心吊胆了。睡得安稳，清晨也就早早地醒了。”以后妯娌俩互相关心，配合得很默契。

　　可母亲总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因为她一连生了四个女孩。那可是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的年代，公公皱眉，婆婆叹息。母亲难过极了。记得她说我曾给过她一瞬间的欢乐，因为我呱呱落地时声音特别响亮，她误以为是男孩。她还说生四妹时她曾大哭了一场。当时有好心人曾劝她把丫头送给人家，并说“你还年轻，会有男孩的。”可母亲没舍得送。倒是应验了好心人的话，后来母亲竟相继给我们带来了四个弟弟。

　　我记事时，父亲兄弟都已独立门户。我们一家蜗居在两间小旧木屋，很是寒酸。可母亲为让姐上私塾，卖掉了她唯一的首饰——银戒子。新中国成立了，小山村也办起了小学堂。男孩子上学了，女孩子——“丫头片子，赔钱货”可就没这么好福气。可我母亲却对父亲说：“读书是好事，读了书人会更聪明。让孩子们上学吧！”父亲欣然同意。于是，他们商量筹钱的事……后来，大姐上了镇里的高小班，二姐上了村小学。第二年我也上学了。大姐高小毕业后辍学了，在家带弟弟妹妹，帮母亲干活，有时还去村里做一些抄写之类的文笔之事。二姐可幸运了，读完小学后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县城的中学并优先享受助学奖。母亲得知这个好消息，咬咬牙说：“我们再苦再累也要让她去。”于是二姐成了当时村里的第一个女中学生，毕业后回村当了小学教师。在二姐的影响下，学堂里的女生也越来越多。我更幸运。初中毕业时，班主任老师分析了我的家境，觉得上高中的希望是不会有了。他说服了母亲，推荐我报考收费极少的师范，因此我有幸考入了当时属省立的师范学校。我走出大山迈进了城市，乡亲们说：“了不得，小山村里出女秀才了。”（其实男秀才也只有一个——我的初中同学）四妹读完初中也有了工作。

　　女儿们出息了，母亲自然高兴，她似乎忘记一切的劳苦，然而我们晓得母亲的付出与艰辛。母亲偶尔也会叹息，抱怨自己自讨苦吃，可更多的是自言自语：“不让孩子们读书，我不忍心哪！”母亲太苦了。为了挣钱，她颠着“三寸金莲”上山采茶、挖笋、拾山核桃；为了不让我们挨饿，她颠着“三寸金莲”在山坡上开荒种杂粮，到处采野菜、野果；为了不让我们赤足行走，她颠着“三寸金莲”走家串户学会了当地男人干的活——打草鞋。我是穿着母亲编织的一双双草鞋，背着母亲做的一大竹筒一大竹筒咸菜完成初中学业的。母亲，你那常疼痛的“三寸金莲”怎能支撑住肩负重荷的身躯啊！

　　如今，我年已古稀。当我翘首等待在外求学的孙儿、孙女归来时，我就会想起我的母亲。那时她很少有时间接我们。只记得有一次，那是个寒冷的冬日，彤云密布，小雪花在北风中飘游。母亲牵着小弟在村口接到了我，她连忙拿过行李，小弟则拉着我的手蹦跳着。我蹲下身背起小弟，他那胖乎乎的小脸蛋紧紧地贴着我的脸。这时母亲一声不吭，朝我俩看着，咧着嘴笑着，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却充满了“阳光”。那情那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母亲和普通的乡村妇女一样，一生勤劳、善良，然而她那开通的思想、独有的胆识、执着的追求，在当时的确有些与众不同，令人敬佩。我常想，这大概就是我表弟所说的“伟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