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宗为孝丰人考

　　“二十四孝”中“孟宗哭竹”是安吉代代相传的老故事，其故事是：孟宗是孝丰的一位大孝子，其母嗜笋，在重病昏迷时也要讨笋吃，其时正是冬天，那里会有笋？但孟宗看到他母亲这样痛苦，所以只有出去找笋，当然仍旧没找着，后来他走不动了，他看见几枝大毛竹他就爬过去向竹跪着大哭，哭得天昏地暗，结果终于孝感动天，在他跪着的地方，长出几枝冬笋来，他就挖掘了捧回家去烧煮了给他母亲吃，其母亲吃了后，连病也好了。由于这一原因，孝丰人把冬笋称“孝子笋”，这则故事漂洋过海，使孝丰出口的毛竹，也被日本人称为“孝子竹”。

　　孝丰原是以孝子多闻名于世受人尊敬的文明古县，它原是安吉县分出去立的县，又复回归安吉县的，以前为弘扬孝丰文化，在《安吉报》上，已先后刊登过好几篇关于“孟宗哭竹”的故事，也曾有过把孟宗说是江夏人并非孝丰人的文章也刊登过，那么，其说从何而来？那孟宗倒低是不是孝丰人？经我的查考，他仍为孝丰人，其故事也发生在孝丰。不过这篇反对者的文章，他并不是瞎造，他是根据其传记而写的，其传全文在《辞源》（民初版本）上为：

　　“孟宗江夏人，字恭武，后避孙皓字，改仁，少从南阳李肃学，其母作厚褥大被，人问故，母曰：‘小儿无德致客，客多贫，故为广被，庶可气味相接矣，母嗜笋，冬时笋尚未生，宗入林哀叹，笋忽迸出。仕吴为盐池司马，作鲜寄母，母还之。’曰：汝为鱼官，何不避嫌，迁吴令，犯禁委官，后仕至司空，孙皓时卒。”

　　由于这文中首言：“孟宗江夏人”，所以说他是江夏人，并没错，但从全文看，他为孝丰人，更合理，因为从其他“避孙皓字”及“卒于孙皓时”看，因孙皓为三国时吴国的末代皇帝，所以孟宗应为三国时的吴国人，其卒年在孙皓为帝时。而三国时的江夏，即今湖北省的黄岗，而在三国时，属荆州，荆州初是蜀向吴借用，实为蜀所据，关公所守，自吴陸逊用计，关公大意失荆州后，其地属吴，这也证明孟宗是吴国人，其家乡在长江边的江夏，（现称黄岗）黄岗多竹，所以“孟宗”的故事发生在江夏，是合情理的。但从其文有“仕于吴”三字看，若孟宗是魏、蜀等国人，那“仕于吴”之吴应指吴国，但他本是吴国人“吴国人在吴国做官”一般无此种说法，所以这一吴字应指吴地。在三国时吴孙皓为帝时的“吴”，只能是吴兴郡，因吴兴郡是孙皓为帝的吴宝鼎元年所立，立吴兴郡是取吴国兴隆之义而立的，为兆国瑞故名吴兴，简称吴。其郡治在乌程县，（即今湖州市南）其辖地有今临安、余杭、德清一线以北，并兼有今江苏宜兴市。为什么其郡治不在杭州，而在乌程？因那时的海水到达富阳地方，还没有现在杭州市的地方，杭州的水土是吴越时才稳定下来的，是钱王的功绩。所以那时，乌程县（今湖州市）就是今湖、杭及苏三州的政治中心。所以孟宗那时的仕于吴，就是在吴兴郡做官，因其郡地沿海，又多湖泊，盛产盐、鱼，所以有专管盐、鱼的“盐池司马”的官，孟宗在吴兴就任这一官职，其时便把鱼制成鲊（鱼经腌或糟后的食品名“鲊”）寄给他在孝丰山区家中的母亲，因山区没鱼吃，所以才寄鲊给他母亲吃的，如果其家在江夏，其地近长江多鱼，也就不用寄了。孟宗升迁为吴令，即吴兴郡令，以后官至司空，汉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大司马、大司徒并立为三公，后去大字称司空，历代因之，说明孟的官愈做愈高，这就是他在治吴政绩的升迁吧！从孟忠一生长期在吴兴为官，其文中也没有提及其母和他老归葬江夏之事，那他又如何能称江夏人呢？其所称为江夏人者，是因江夏为其上代人的祖籍的缘故。而称祖籍是中国的传统习惯，其长存不衰是有两个原因：一是认祖归宗的家族观念，是写宗谱的需要；二是以前历代政府为了解民族家族人口的分布与增减流动情况通过户籍登记，强制规定用祖籍登记，孟宗称江夏人也是由此而来。这一情况今犹存在，如我县有一位退休多年的林业专家，其父亲在年轻时就从安徽绩溪到我县来开店了，他自己出生也在我县，而他的孙子报户口、写籍贯依旧为安徽绩溪，故孟宗的祖籍为湖北的江夏，和他为安吉孝丰人并不矛盾，故孟宗仍应为安吉孝丰人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