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淡如菊

　　我家客厅里挂着一幅中国画，是“菊花图”：几块山石间，一丛菊花，探出怒放的脸……画面简洁，构图清新；疏密相宜，浓淡相得。站在画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超逸之气油然而生。每次细细欣赏，我便会想起它的作者，我的忘年交朋友——著名国画家董根友老师。

　　与董老师初识时，却缘于“戏”。我是个越剧迷，常沉浸其或婉转或沉郁的唱腔中，有时候会忍不住哼上几段。几年前的夏夜，我循着悠扬的二胡和戏迷们缠绵的越音来到了文峰小区的“百花戏迷俱乐部”，由此成了一名会员，并经常业余参加俱乐部的演出，担任报幕和主持。首次见到董老师的那个夏夜，有位戏迷唱的是“样板戏”，董老师拉京胡伴奏。他及耳的中长发随着手中流出的琴音左右晃动，整个人非常地投入。旁边一位戏迷赞道：“董根友老师画画得好，琴拉得更不错啊！”于是，我知道，这位琴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董根友，著名花鸟画家吴茀之门下的第三代传人。

　　董老师偶尔参与俱乐部活动，话并不多，有时甚至表现出很落寞的样子，倒成了戏迷们热闹喧嚣的背景和反衬。这是可以理解的，有艺术造诣的人，往往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有时候未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时我在报社做记者，董老师担任着象山书画院的名誉院长，院里有什么活动，他也常常会邀请我参加活动，我也积极地参与其中，有次书画院的骨干们去宁海作创作交流时，我也被邀当了跟班，报道之余，观画品字，倒也乐在其中。与董老师熟稔后，聚会时就常常有了很多的交流。在某些时候，我就是个话唠子，常在董老师面前，胡侃乱评。董老师往往很宽容很专注地倾听我的述说与点评，并不责怪我的肤浅。董老师虽然年近七旬，于我而言，却亦师亦友。在他面前，我可以率性地指点评说人事。

　　我曾经将自己的一本散文集《行走的风景》送给董老师，嘴里客套着“赐教”，心说不知又会被搁在哪个角落。想不到几天后再见面时，董老师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赞美，这很让我感动。我一向认为，每个喜欢写作的人都有一种倾诉欲，而文章就是“自言自语”的产物，除了自娱和偶尔的娱人外，实在并无什么可炫耀处。特别是在眼下，网络发达，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写家，只要他愿意。而以前读书人那种“文章千古事”的谨慎虔诚与“得失寸心知”的执着追求大概只能被当做“迂腐”而扫进垃圾箱了。所以，我常将自己的文章称为“文字”，不称“作品”。“作品”与岁月同在，而“文字”，情绪的外化吧？但董老师竟认真看完了我的每一篇文章，见面时，还与我作了探讨。他说，从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读过很多书。作为女性，能不被花花世界相俘获而能静下心来认真读书，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艺术是相通的，作为画家，同样要通过读诗品词来加强自身修养，培养艺术感受力。文学家说“功夫在诗外”，对画家来说，就是“功夫在画外”。我对董老师说的，深以为然。在他的书房，几书架的唐诗宋词及相关书籍都在印证这样一个事实：要想成为画家而非“画匠”，只能潜心钻研，触类旁通，在艺术道路上孜孜以求。董老师曾经想收我为弟子，而我自知非这块材料，更无意于丹青笔墨，于是婉谢。对艺术而言，从者一靠天赋，二寄后天学养。对于画画，我一无天赋，二无毅力，站在门外看看热闹尚可，一旦自己捉笔，必定浪掷光阴。明白我的意思后，董老师露出了惋惜的神情。

　　董老师虽年近七十，但身板硬朗，腰板挺直，要不是他自己说，谁也不信他的实际年龄。我曾经与他在周六上午的丹城公园里跳过交谊舞，他舞步潇洒，收放自如，根本不像老人的舞姿。也许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理解，一个艺术家特别是一个生活道路曲折、而尚不肯停止艺术探究的画家更是如此。在一家咖啡馆里，董老师曾经跟我说起他的艺术之路，他的家庭生活与他的情感世界。提到他的两个早逝的儿子时，董老师满眼沧桑，他说，他喜欢读李煜和李清照的诗词，就是因为内心里，他与他们一样，充满了悲怆抑郁……

　　董老师是个画家，但他的画不卖钱。他说，他的画是艺术品而非产品。我曾经向董老师要过两次画。每次索画，董老师都满口答应，丝毫不勉强。他对我说，我的要求，对他来说，就是动动脑子而已。我将他送的两幅画，一幅菊，裱好挂在了客厅，一幅兰，送给了爱好读书的单位领导。一群人中间，我们总对与自己声气相投些的，升起不带暧昧的相惜与喜欢。

　　每次回老家，我常常会去看看董根友老师。在他家逼仄的客厅里，在阿姨端上的热腾腾的茶水的氤氲里，絮叨上两个小时。偶尔，也会在某些节日，用电话，表示一下挂念。

　　想起董老师，想起一句话，“心素如简，人淡如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