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去世留下存单 银行不肯兑付与敬老院对簿公堂

　　张大伯生于1933年，住萧山。他是位孤寡老人，没有老伴，没有子女，也没有其他亲戚。

　　2004年，街道将无人照料的72岁的张大伯送到街道办事处敬老院。敬老院负责照料他的起居以及一切的吃穿用度，两年后，大伯去世，敬老院料理了他的后事。

　　老人去世后，敬老院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留下的3张存款单，共计4万多元钱。

　　老人在入住时曾和他们签订过一份协议，约定由敬老院给他提供吃、穿、住等生活保障，老人百年后财产归敬老院。

　　敬老院拿着存款单和协议书去银行取钱，有两家银行对协议并不认可。

　　张大伯的存款单成了敬老院的“历史遗留问题”。

　　昨天，敬老院新院长经历又一轮辗转奔波无果后，把银行告上法庭，要求判令存款及利息归敬老院所有。

　　这家敬老院有26年历史。它是萧山北干街道办事处民政科的下属单位，是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机构，敬老院的资金是由民政局牵头，由北干街道财政拨款。

　　昨天敬老院余院长出庭，和银行法务对簿公堂。

　　余院长53岁，2011年出任敬老院院长，他说这也是敬老院第一次因为遗产问题打官司。在此之前，他跑了无数趟银行，甚至还跑了几次公证处，但大家都说无能为力。

　　没取出钱的存款单有2张，这两张存单分属两家银行，一家银行3万元(1999年存入)，另一家银行1500元(1999年存入)，存款单上的名字和大伯本人的名字都有一定出入。

　　庭上，余院长把协议书(全名《萧山区农村五保、城镇“三无”对象入住敬老院协议》)提交给法官。

　　他说，这是当年街道办事处、社区以及敬老院、张大伯共同签署的，里面约定大伯“百年之后，所有财产归敬老院所有”。大伯不会写字，因此签名也是由社区工作人员代签的。

　　一家银行表示，确实有一张3万元的存单，但是上面的名字和张大伯的名字不一致，银行不能确定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当然，如果法院认定协议有效，存款单就是大伯的，那我们也同意敬老院支取。”银行工作人员说。

　　另外一家银行也表示，如果法院能够确定协议有效的话，银行愿意根据存单和法院的判决将本金和利息支付给敬老院。

　　庭上，余院长一脸无奈。他说，关于遗产这条协议的确是在当时签协议之前就书写好了的，但具体是谁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已经不清楚了。

　　法官问，还有没有其他老人也签订了这样的协议。

　　余院长说，只有张大伯是一个子女亲属都没有的，因此写了这条。“他没有其他亲属，我们对他履行了生养死葬义务，存在遗赠抚养关系，按照协议财产是归敬老院所有的。”

　　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庭后和余院长聊了很久。他说，打这场官司真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是这件事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

　　“就算拿到钱，我们也会切切实实用在老人们的头上，不会挪作他用。比如之前取出来的那一万多块钱，我们就用来给大伯买了块坟地。”

　　这家敬老院规模不大，目前有12个老人居住，以男性为主，4个工作人员负责照顾老人们的生活，还有医生随时查看老人的身体状况。

　　和民办养老院比，老人们住进这家敬老院的成本要低得多。余院长说，他们院里的老人年纪比较大，生活往往不能自理，没有子女或者亲属照料，生活孤苦。

　　入敬老院的老人都是由村委会先将老人们的情况反映到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出面把老人们送到敬老院。老人们不用出生活费，包括吃饭穿衣住宿在内的几乎一切费用由街道拨款。

　　“也有2个寄养的，有亲人，但是家里人都不怎么管，他们一年要交几千块钱护理费，但这个价格也比民营的养老院要便宜得多。有个94岁的大妈，住进来五六年了，完全不能自理，只能躺在床上，饭靠我们喂，大小便也是我们服侍。她有个领养的儿子，儿子让她回去住，她说不想回去，在这里住住蛮好。还有个八十多岁大伯，住进来两三年，有退休工资，每天扑克打打，象棋下下，过得很惬意，也是家里人让他回去他都不愿意回。人老了就越发像小孩子，需要人照顾。在家里冷冷清清，在这里还有一堆老头老太可以聊聊天。

　　“我们是非盈利机构，经常有大学生或者社会单位跟我们结对子，前来慰问。他们几乎每个月都会来看老人们，表演节目、打扫卫生什么的，老人们的生活很丰富。前阵子街道来调查，问老人们愿不愿意住到规模更大一点的敬老院，他们都说不愿意的，说小一点的院好，照顾才更周到。”余院长说。

　　老人们去世后，遗产都归敬老院吗？

　　余院长说，他已经听说有一些敬老院在接收老人时就会和老人们一一签署协议，约定老人百年后财产归敬老院所有。“但在我们院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硬性规定，张××(大伯)也算是个特例，因为只有他是什么亲人也没有的，也同意把财产都交给敬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