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仅存的发泡餐具回收企业:上海试点遭遇滑铁卢

　　5月14日中午，江苏昆山保绿塑料资源再生处理有限公司的大院里，总经理助理居奇带着几位记者参观这家可能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发泡餐具回收处置企业。自从有风声解禁发泡餐盒到正式解禁，他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接受采访了。

　　“听老同事说，这好像又回到了2005年之前的光景，公司马上就要迎来继上海世博之后的第三春？”居奇开玩笑说。虽然他2010年大学毕业后才进公司，但对昆山保绿的过往熟稔于心。

　　只是，每当看到车间堆积的餐盒还不够开工8小时，居奇就会觉得无所适从。

　　一纸禁令击垮了回收体系

　　走进昆山保绿大院，正对大门的是主车间，里面有一条运行14年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处置生产线(其间有改装)，生产线旁边，堆积着几百包还没拆解的餐盒。

　　“现在仓库也用不上了，收回来都直接放在车间里。”居奇指指车间北侧和东侧的空房子，最近两年，那里一直空荡荡的。

　　总经理黄隆滨最近一直在四川什邡，帮台湾一家慈善基金会筹建可乐瓶回收工厂。他几乎每天都会给居奇打电话交代事情，有时也会问有没有看到媒体对公司的报道。

　　黄隆滨从小在台湾长大，大学学的是环境社会学，至今几乎没离开过环保行业：再生资源回收、环境影响评价、拟定环保法规等，他都做过。

　　1992年，黄隆滨回到大陆，在一家企业做管理。“平时有空就和一些朋友、专家研究环保公共政策，也希望能发现商机，再做自己喜欢的行业。但那时内地比现在更不重视环保。”

　　到1998年，国内第一条发泡餐盒生产线已经引进12年，白色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峻。

　　黄隆滨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编写环保政策白皮书的专家组成员，负责国外环保政策、法令、回收再生这部分信息。

　　提起当年，黄隆滨很开心。经过大量论证，上海准备启动发泡餐盒、塑料袋回收计划，他也从中发现“商机”——回收处置塑料袋和发泡餐盒。

　　1997年，北京和广州都已尝试建立回收体系。台湾保绿基金会(1991年由台湾12家发泡塑料餐具生产企业联合筹资成立，负责回收处理发泡餐盒和回收再利用的技术研发等)分别转投资了北京保绿和广州波绿，专门回收处置发泡餐盒。

　　黄隆滨是台湾保绿基金会的秘书长：“保绿带有公益性质，像北京保绿和上海波绿，我们并没有投资，主要是把技术、经验免费提供给他们。”

　　好景不长，1999年，国家经贸委对发泡餐盒的一纸禁令，让北京刚显雏形的回收体系灰飞烟灭。天津、广州等地的尝试也紧随其后，画上句号。

　　但发泡塑料餐盒却并未就此销声匿迹，生产企业迅速转入地下，市场也更加混乱无序。

　　上海搞了动真格的“3分钱”工程

　　黄隆滨至今仍觉得，回收企业关门并不是做不好，而是因为跟政策抵触，地方官总觉得：“国家已明令禁止了，你还在这大量回收，显得我这跟国家部委唱反调啊。比如北京保绿就是因为当地有关方面打招呼说：‘这样一直开着不太好，你们还是转型吧。’”

　　2000年6月14日，《上海市政府84号令·一次性塑料饭盒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发泡餐盒回收体系的“3分钱”工程由此面世。1999年下半年，作为“3分钱”工程的配套，昆山保绿先行成立(另一配套回收企业规模较小，目前已经转型)，黄隆滨任总经理。

　　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邹华说，在不抵触国家经贸委“6号令”的前提下，上海不搞一刀切，走了一条“源头管制、回收利用、逐步禁止、鼓励替代”的路子。其中“逐步禁止”这一条也算配合经贸委的“禁令”，即在上海南京东路、淮海路、外滩这些景点，绝对不能用发泡餐具。

　　黄隆滨说，广东也曾想过起草出台类似的地方性法规，但饭盒这个事，毕竟说小也很小，想要说服地方人大立法很难，起草几次没能过关，最终不了了之。

　　“当时上海是动真格的，市政府向各区环卫局、环卫所下了回收数量指标。我们也做得风风火火，厂有40多个工人，24小时不停工。”至今说起来，黄隆滨仍难掩兴奋。

　　居奇说，“3分钱”工程就是上海相关部门先根据各家发泡餐盒企业的生产规模，估算出每家企业的产销数字。企业定期按一个餐盒3分钱回收处置费交到上海市财政，企业获得一个专属环保标签。

　　昆山保绿、环卫部门及其他回收点，拿着四联单或五联单，单子上写着数量、运输里程等，分拣回收单位、运输单位、处置工厂等各个环节均凭自己手中的一联，来确认自己干了多少活，该拿多少钱。然后，上海财政将根据一个餐盒处置工厂拿0.5分钱、回收环节1.5分钱、执法管理部门1分钱的分配原则，统一拨钱。

　　企业规避交费跑外地建厂

　　2006年以前，昆山保绿有七八辆核载两吨的卡车(由于发泡餐盒体积较大，实际只能装五六百公斤)，还在上海东西南北四个外环建了回收中转站。一个月要去拉两三万包发泡餐盒，最高时4万包，一包600个，占上海回收总量的90%以上。

　　餐盒运到车间，先拆包除去其他种类的废塑料和杂质，然后有三道清洗工序，再把破碎和清洗的物料脱水挤干；最后热融、拉丝，造成塑料颗粒，卖给企业制成防水木、窨井盖等各种注塑成品。

　　“用新聚苯乙烯原材料制作的发泡餐盒没任何有毒物质，除非用回收料做的可能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法判断回收料之前是做什么用的。这都是业界共识，即使反对发泡餐盒解禁的人也认同这些观点。”居奇解释说，处置过程只有清洗环节会造成污水，可以直接排到污水处理厂或自建小型污水处理池。

　　处置一个餐盒有半分钱补贴，塑料颗粒还能卖钱，昆山保绿最初几年多少有些盈利。

　　但2006年以后，产自外地的发泡餐盒涌入上海，他们不用交3分钱回收处置费，再加上违规用回收料加工，成本更低，售价更便宜，上海本地企业为避缴处置费，跑到外地建厂。

　　“企业自己都要死掉了，还怎么交处置费？最终整个回收处置体系也差点被一并击垮。”居奇说，昆山保绿受到的影响不言而喻，“比如说我们收了120个餐盒，只能拿到补贴100个餐盒的钱，后来越来越少，直到去年彻底没了。”

　　2006年，昆山保绿的生产线开始由24小时开动缩减到8小时；到2008年、2009年及从2010年至今，多时一个月能收一两千包，少时几百包。黄隆滨说，一个月开工多则七八天，少则就3天，而平时凑够处理8小时的量才开工一次。厂里的工人也由40多个减少到四五个，每个月只在开工时才叫他们回去干几天。

　　2010年初，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在上海市政府协调下，昆山保绿试着联系浙江、江苏等地生产发泡餐盒的企业，“对方也很乐意赞助经费，支持我们做发泡餐盒回收。”黄隆滨说。

　　“工人又恢复到20个，当时真有回光返照的感觉，”黄隆滨笑着说，结果，这个因世博会而起的试验，又随着世博会结束而告吹。

　　黄隆滨觉得，失败还是因为老问题：生产发泡餐盒本身仍违法，企业冒出来赞助，显然是自投罗网，太招摇，执法单位等就要登门了。

　　虽然试点半路夭折，但黄隆滨还是有不小收获：“只要全国一盘棋公平竞争，政策法规都一样，就能借鉴推广上海的‘3分钱’工程。否则，有的出钱，有的不出，最终出钱的企业就会因成本太高被挤出市场。”

　　解禁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2008年、2009年及2011年初，黄隆滨也想过，把昆山保绿关了或转型。“因为没了处置补贴，还要自掏回收费，公司多回收一批餐盒，多处置一吨塑料粒子，就要亏3000元。”

　　但每次跟回收站的人员聊天，都会改变黄隆滨的想法。在上海帮昆山保绿回收发泡餐盒的，大多是来自安徽、苏北或河南的民工，他们干别的体力活时，顺带着捡餐盒，有时一个月可以多挣一千五到两千元。

　　很多人跟黄隆滨讲，他们老家三五万元就能盖一座新房，很大一部分是靠捡发泡餐盒和可乐瓶挣来的。“每次听他们讲这些，我都蛮感动。虽然他们现在从我这挣不了多少钱，但确实对他们是一份蛮重要的收入。”

　　“如果我真把保绿关掉，这十几年建立起来的渠道也跟着断了，万一哪天国家政策解禁，我还要靠他们，所以我一直很不忍心，才坚持到现在。”黄隆滨说。

　　发泡餐盒解禁后，相关部门的回收政策或法令至今仍不明朗，但黄隆滨仍觉得很幸运，并积极参与行业协会关于建立回收体系的论证。

　　黄隆滨说：“其实，我们内地的废品回收率排在全世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没必要刻意出台扶持政策，不管是在杭州还是上海，那些垃圾箱被人翻来翻去五六次都有可能，只要符合市场经济，根本不需要扶持政策。”

　　但另一方面，有强烈市场需求的发泡餐盒，似乎不适合用市场手段回收，实用物料才几克，运输成本很高，谁收谁赔钱，只能用特殊的公共政策：谁污染谁负责、谁生产谁回收、谁使用谁付费。即发泡餐盒生产者应该把回收处置费用加到成本里，让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共同承担回收成本。

　　黄隆滨分析说：“这样的体系一旦建立，全国立即有四五百万人帮你回收，因为捡到的餐盒交到回收点就能换来钱，跟捡可乐瓶一样，根本不用担心白色污染。每个餐盒的回收成本平摊到生产者、中间商和消费者身上也就1分钱左右。政府的任务就是制定法令及做好监督执法，给发泡餐具生产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憧憬归憧憬，眼下的日子对昆山保绿来说还是很难熬。“解禁令再不出来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出来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居奇苦笑说。

　　据都市快报记者刘彦朋发自江苏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