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的杨鹏飞，小学四年级学生，老家河南，随父母来京已有三年多的时间。

他现就读一所位于北京东部城乡结合带的打工子弟学校，“学校不太大，没有体育用品，教室里电灯也不亮堂”。此前，他已经转学三次了，往返于老家河南与首都之间。

他正准备上语文课。因为教室的暖气没有热度，他把小手缩在蓝棉服的袖口里，隔着袖子在翻书。

在这所学校里，类似鹏飞这样的孩子，有700多名，他们分别来自河北、河南、安徽等内陆省份，跟随父母颠沛流离，成为城市与乡村之间往返的候鸟，有人称他们农民工子女，也有人称 “流动儿童”。

据教育部2007年教育事业统计，在小学、初中就读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已有765万人。而有教育界学者表示，目前义务教育学龄流动儿童的数量当在1200万以上。也就是说，现在每8个城镇儿童中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而像上海这样的务工农民聚集大城市，每3个儿童中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

目前，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剧，统计数据显示，国内义务教育学龄流动儿童的数量当在1200万以上。

如何保证这个庞大群体的受教育权得到保障，是摆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近日，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同时，亦强调要“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健全教育投入保障机制，促进城乡、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本次会议上的相关表述，从某种层面上或可看出决策层解决这一难题的决心。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制定当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此问题也有涉及。

各地尤其是东部沿海的流入地政府，也多有探索，目前较为突出的是上海模式和广州模式。

问题与对策

“两个为主”的政策特别强调流入地政府的教育投入责任和管理责任，实施过程中遭遇到颇多阻力，效果也并没有政策推出之前所预想到的那么好。

近日，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了义务教育工作的新目标——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表示要落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措施。

有教育界人士表示，“看来这个问题重新被决策层关注到了，或许近期会有所推进”。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曾有一个很好的契机来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

当时，由于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结构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适龄就学儿童数量开始减少，部分学校开始出现招不满学生的现象。1996年左右，当时的国家决策部门裁撤了大量公立学校。

但是，有一个同时出现的社会现象却并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那就是大量的打工子弟学校在东部沿海城市的城乡结合带出现。

“一方面是政府主动关闭公办学校，一方面是民间依靠简易厂房兴建了很多打工学校。当时的政策没有所谓未雨绸缪的预见，这是非常可惜的，”我国最早关注流动儿童的学者之一、北京市社科院韩嘉玲研究员感叹，“本来这些闲置下来的公办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不用花很多的钱就可以解决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的”。

后来，随着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浮出水面，国家决策层开始直面问题。转折点，出现在2001年。

当年5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其中第14条明确规定了：“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这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两个为主’的政策，这个政策在我看来特别强调流入地政府的教育投入责任和管理责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管理研究所教授葛新斌表示。

而随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也逐渐强化了“两为主”的政策方向。

比如，在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在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然而，这项国家层面出台的惠民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却遭遇到颇多的阻力，效果也并没有政策推出之前所预想到的那么好。

对于那些承担了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重任的东部沿海各省市而言，“两个为主”的政策也令他们在谈起这个话题时往往是一肚子苦水。

以外来务工人员第一大省广东为例，2009年，全省的农民工子女数已占到了全国总数的1/3。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已令广东这个经济大省颇感吃力。

为此，广东省政府背负了具体的财政负担。

以广东省外来人口大市东莞为例，当地的非户籍的农民工子女占到了总数的46.8%，当地政府要全部解决这部分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经估算一年要投入大概80个亿。而当地2008年全市的税收是500多个亿，按照规定上缴后仅剩下200个亿。

在这200亿市一级可支配财政收入中，如果要拿出80个亿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显然是不具可操作性的。

“从现实情况来看，可想而知我们作为流入地政府，身上的压力有多么大。”赖佳媛表示。

“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央请客，我们地方买单。”另一位东部省市的教育局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往往利用软性的政策予以抗衡。比如，很多地方政府采取不作为的形式，放弃对外来工子弟学校的监管和指导；或者是通过设置多种高门槛来阻挠外来工子女进入当地公办学校就学。

究其原因，有教育界人士表示，在目前“两个为主”的政策框架下，中央只是对流入地政府提出教育投入和管理上的要求，却既没有赋予其相应的财税权限，更没有给予其经费投入上的支持。这样，对流入地政府而言，就产生了明显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现象。

“中央政府在出台政策时，不能只是强调抽象的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性，无视地方政府对于利益因素的考虑。中央政府在出台好的政策的时候，都应该赋予相应的配套资源，否则好的政策也会在地方悬空了、冷冻了。”葛新斌教授总结。

如果把人口流动比作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洪流的话，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就是这股洪流涌向的地方，为了防止成为所谓的福利政策的“洼地”，各地政府都尝试着寻求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解决之道。

目前来看，珠三角地区的广州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分别代表了解决问题的两种模式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