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教育领域，造就了一个教育争鸣的年代。在自由碰撞中，涌现了很多新教法、新课型、新思路，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创新教师。

　　采访嘉宾：张化万

　　1945年生于扬州，1960年就读于杭州师范学校，1963年于杭州市天长小学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在讲台上一站就是28年。1986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率先开创语文教学“玩玩说说”、“谈天说地”、“科学实验作文”等新课型，一生教学所得集于自著《我的语文人生》，现任浙江省特级教师协会副会长，全国小学作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小学语文研究会副理事长，《现代小学语文》主编等，获曾宪梓基金会全国中等师范教师二等奖，浙江省第十八届“春蚕奖”等。

　　狂热的升学率竞争 累了老师苦了学生

　　记者：当时学校提出教学改革实验是在怎样的背景下？

　　张化万：七八十年代，小学升初中是要考试的，小学教育陷入狂热的升学率竞争状态，不仅学校与学校之间竞争激烈，同一学校的班级与班级、老师与老师之间也在暗暗较劲。为达到“我要考得比你好”的目的，很多老师在教学中“重教法、轻学法”，“重结果、轻过程”。不但老师教得累，学生也学得苦。

　　当时还是实验学校的天长小学，率先开始了教学改革实验。学校提出“宁丢三分，不丢方针”，退出升学率竞争，以整个年级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教学研究，资源共享，取得良好的成效。作为毕业班年级组长，我也从那时候开始了小学语文教育最优化的探索。

　　“边玩边说” 原来语文课也可以这样上

　　记者：您是怎么创新小学语文课的？

　　张化万：玩！边玩边说，边玩边写，让孩子成为课堂的主人。

　　比如，怎样让三年级的学生用“先，接着，然后，再，最后”说一段话？我上了一节“小孩子的自画像”——将硬纸板用橡皮筋套在学生头上，让学生画自己的头像。台上的学生画得奇形怪状，台下的学生笑着指指点点。画完后，我问学生是怎么画的，画得怎样，大家就自然而然地“说”开了。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边玩边说”的新课型，很受学生欢迎，于是相继开创了“谈天说地”课，“科学实验作文课”等。新课型在区里公开课上展示时，很多老师都惊叹道：原来语文课还可以这样上！呵呵！

　　“百家争鸣” 年轻老师也可以批评老教师

　　记者：除了教学之外，当时教师有哪些业余生活？

　　张化万：那时老师只有单休，周六上午还要上课，学生放假后，下午老师还要政治思想理论学习，只有星期天才休息。因为钱少，学校工会也只是偶尔组织一两次活动，不像现在这么丰富。

　　不过，那个年代的老师更关注学习，有空的时候，经常出去参观、研课、考察，非常重视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那是一个教育争鸣的年代，在教学改革上，所有老师都能自由发言，各抒己见。86年被评为特级教师的我，即便在公开课上说错什么观点，也可以被86年刚进学校的年轻老师“说一通”。

　　孤山玩雪 西湖划船 学生活动多多

　　记者：80年代，学生的校园生活丰富吗？

　　张化万：当然，活动很多。我带学生上街查找错别字，上街卖钱江晚报，请宾馆人员教学生做水饺、西湖醋鱼，爬山，野炊……，学校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

　　那时我们胆子很大！下雪天，一个老师就能带着全班孩子去西湖孤山打雪仗。回到家，孩子们湿了衣服、湿了鞋，家长都不会说老师什么。我还带着整班学生，租了8条船，在西湖划过船。要是现在，学校老师可不敢这么带学生出去喽！

　　80年代，家长和老师之间是非常默契、信任、理解的。他们晓得，学校课外活动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对孩子的发展来说，利大弊少。

　　记者：学生必须每天穿校服上学吗？

　　张化万：印象中，那件校服很简单，是蓝白色的，当时学校没有严格规定学生必须每天穿校服上学，所以很多学生都没有穿。遇到特殊节日或者庆祝活动时，学校才会提前通知，要求所有学生穿校服。

　　第一个教师节 一束花硬是拆成了八株

　　记者：1985年9月10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您是怎么过的？

　　张化万：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组织班里学生采访慰问了学校8位优秀教师。临行前，向园管局申请，买了一束花，(因为钱少)，直接从花圃运到学校，我把花束分开扎成八株，让学生送给老师。

　　学生们什么也没带，就带去了自编自演的节目，给老师们讲故事、说相声、唱歌曲。那时的老师是很容易满足的，看着二十几个学生来慰问自己，一边微笑，一边含泪。

　　记者：当时也有学生家长给老师送礼吗？

　　张化万，85年教师节刚恢复时，学生家长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当时的家庭经济水平也不太高，所以没有特别送老师什么。慢慢地，教师节家长也开始送些小礼物，但都是鲜花、工艺品、纪念品之类，一般送给的确关心孩子的老师和孩子的班主任，完全出于感恩之心，并非为了刻意与老师拉近关系。

　　教师摆脱“臭老九” 地位有待进一步好转

　　记者：改革开放后，教师的社会地位是否发生了很大变化？

　　张化万：应该说，80年代教师已经从最落魄的阶段走了出来，摆脱了“臭老九”的地位。但从当时来看，恢复教师节的政治意义、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它的实际意义，教师在社会上的生活状况依然非常艰苦。这一情况的改变需要非常强大的物质基础。当然，随着现代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教师的待遇、社会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