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弟弟两岁，被评为“健康娃娃”。当时孩子养得多的家庭是要表彰的，政府在大操场上举行城乡物资交流大会时兼开了一个表彰会。我母亲在大会主席台上，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抱着奖状和奖品，笑得合不拢嘴。

　　大操场东边是一条大溪滩，紧挨着大溪滩有一座“观音庙”，解放后改为小学，那是我的启蒙学校。两年后，我转到上街的递铺小学本部（即现在的实验小学）。几年后，由“观音庙”改成的小学也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小高炉。1958年夏，正是全国进入大跃进、天南地北大炼钢铁的年代。我家住满了炼钢工人。当时凡是铁制的器具，比如烧饭的锅子，盛水的汤罐都送进了小高炉。大操场上几十个小高炉昼夜炉火通红、浓烟滚滚。不时能听到“出炉了”“放卫星了”“报喜去”等狂喊声，然后是一队敲锣打鼓的人，高举着一张大红“喜报”上街游行去了……

　　公社化刚开始时，家家不用烧饭，生产队大食堂里，四菜一汤，敞开肚皮吃。那次吃年夜饭，我们生产队在大操场边搭了个大棚，十几张桌子排开，先开现场会议再吃饭。我被要求对着扩音器讲话，说什么“爷爷吃块东坡肉，身体健壮像个‘老黄忠’，妈妈吃个肉圆子，劳动有劲当个‘穆桂英’”，很是有气势。可是好景不长，两年以后，食堂里的白米饭变成了薄粥汤，菜也改成“炒咸盐”了。再后来，食堂就渐渐散了。

　　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大操场变成了“运动场”。“造反派”和红卫兵在这里大扫“四旧”，把各处搜查来的“大毒草”、“封资修”堆在一起，付之一炬。什么“批斗走资派、保皇派大会”、“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都在这里召开。“造反派”要上街游行，也在这里整队集中，甚至连对罪犯的“公判大会”也在这里举行。大操场成了政治“运动场”，让人心惊胆战。

　　进入九十年代，大操场二分之一的土地上造起了“递铺第二小学”的校舍，解决了递铺下街及附近农村孩子的上学问题。那朗朗的读书声给大操场增添了无限生机。其余的地方造了水果仓库、建材仓库，一时间，水果批发、建材交易在这里十分红火，大操场迎来了新生。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随着递铺二小的搬迁，大操场也搞开发了。四幢六层高的楼房已经矗立起来。据工地围墙上绘的广告介绍，不久这里将崛起一个漂亮的“递铺印象”住宅小区。大操场附近、老街的房子都拆迁了，居民们从此告别了拎马桶、蹲公厕的日子，告别了担心火灾、水灾的日子。“孩子长大了，旧衣服肯定小了，那就换新的吧！”有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