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又生性耿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成了被歧视的一族。1957年在中专读书时，遇上了整风反右运动，由于出言不慎，被大会小会批得臭如狗屎，所幸按照当时的政策，中专生不划右派而逃过一劫。此后，每遇政治运动，总是提心吊胆，生怕有所不测。文化大革命时理所当然首当其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屡挨批斗，挂牌游街，关入“牛棚”，受尽诸多耻辱，心中产生了严重的自卑，见了造反派、贫下中农总是低眉顺眼的，头都不敢抬；见了领导更是浑身颤抖，讲话时连气都喘不匀。政治上根本不敢有什么抱负；钻研业务技术又被斥为走白专道路，简直一无是处。1970年，我与妻子先后被下放到一个贫困的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借住在一位老贫农废弃的低矮狭小、阴暗潮湿、破旧不堪，蛇虫八脚自由出没的草披屋里，过着寄人篱下连年超支的生活。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以后，党中央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把我们国家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开创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劳动者，提出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紧接着做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事一件件纠正过来。我们夫妻俩也从1978年起先后被落实政策回城安排了工作。我的“现行反革命”问题也得到了彻底平反。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我恢复了应有的自尊和自信，极大地激发了我工作的积极性，我怀着感恩之心努力工作，多次被评为单位、系统及县级的先进工作者，破格晋升了高级职称，不但经济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政治待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但能经常列席县人大、政协会议；还能与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坐在一起共商发展大计。三十年中我搬了六次家，住房条件一次比一次好，从“半间草房做新房”到现在住上了一百多平米的商品房。

　　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讲话中对高校招生工作强调了“招生的条件，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接着是招生制度的改革，恢复了高考，让千千万万品学兼优的学子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我的两个儿子不受我出身不好的影响，先后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和军事院校，还相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都是我30年以前根本不敢想的。我个人命运的六十年变迁从一个很小的方面见证了共和国六十年的巨大发展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