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频频出资“抄底”民企，正成为金融危机下的一道风景线。

　　沈国军牵手国资背景的京基投，退居为银泰股份第二大股东；复星集团、建龙集团等民营股东“全身而退”，宁波钢铁也被国资背景的宝钢集团收入囊中；绍兴的轻纺城从民企精功集团“回归”国有控股；华立科技被上海国资背景的上海远洋渔业接手……

　　去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我省同样遭遇了不小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浙江民企开始纷纷掉头“投奔”国企，选择“国有化”生存模式。

　　那么，国资的屡屡“多头”之举，又会给民营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机遇还是进一步的危机？金融危机下，当国资“多头”遭遇民资“空头”，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

　　“实际上，这次的‘再国有化’风气也是对1998年时‘国退民进’过激的一种纠错。”有分析人士指出。

　　其实，作为社会公民的企业在面对危机的时候，生存始终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纷纷“投奔”国企，我们并不能以“叛逃者”来形容他们。相反，当民企从并不熟悉的领域退守，转而集中精力做好主业，不失为金融危机下“过冬”良策。

　　其实，看金融危机下的美国也是一样，困境下的房地美最后的出路是被“国有化”，花旗银行也在岌岌可危的状况下选择了“国有化”，如此看来此次国内出现的这波“再国有化”风气似乎也是符合“国际潮流”。

　　而上述上市公司被“收归”国有后的股价坚挺表现，也可看出，投资者对“国有”后的认可度极高。“背靠大树好乘凉”。毕竟在投资者看来，民企攀上“国家”的高枝，自然春天也就不远了。

　　但是，对于更多的浙江民企来说，“国有化”生存只能是一时之计。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够“以退为进”。浙商研究会秘书长徐王婴在她的新作《中国多头》中就指出，在“后30年”里，中国民营企业要特立独行，潇洒倜傥地游走于国有资本与外资的夹缝之间，其对企业内功的要求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作为博弈的另一方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把握好度。这也正是一些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所担忧的。

　　“如果不是按照市场规律，国资并购带来的行业垄断，不排除会对民营企业带来‘挤出’效应；但是完全不出手又不行，关键还是把握好度的问题。”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晓波的分析，也道出了国资积极并购扩张下，带给民企的可能隐忧。

　　国资出不出手，应该如何把握好度的问题？

　　参考美国一些巨头的“国有化”现象，会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吴晓波指出，实际上在国资出不出手之间，美国政府是经过一套完善的机制来认定的，主要是参考破产保护法的规范。比如对违反市场规律的雷曼，政府就没有伸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