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那位湖北巴东的招商干部，对在洗衣的女服员提出“特殊服务”要求，人家说不是干这个的，干部们竟咄咄逼人：不“服务”你在这干什么？还拿出一沓钱抽打人家的头，将人家两次按在沙发上。按其逻辑，给我“服务”我还给钱，是你的荣幸！只是没想到对方有“抑郁症”(官方宣布的，未经民间证实)，手头又有把刀子，结果这位权贵不幸被刺中喉咙，丢掉了性命。这算是“偶然事件”，基本没有什么普遍意义，而且这位反抗者未必能逃脱刑事处罚。所以遇到这些个事儿，最好还是别指望反抗。

　　杭州的那位爷也好，巴东的招商干部也好，再往前看，那个臭名远扬的“交通部派下来的”林嘉祥也好，他们飙的不是车，嚣张的不是话语，而是钱，是权，是居于强势的优越感。犯了事又咋地，怕我没钱吗？怕我没权吗？

　　我在此由衷对贵州黄平的教育部门表示敬意。你们的精神苦肉计，实在是避免了不少“杭州飙车案”。

　　遇见权贵和“钱贵”，要不要敬个礼，大家看着办。 (湖北余人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