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人们往往容易把山区县与偏僻、闭塞、贫困等状态联系在一起，而在安吉这个典型的山区县，您的切身感受如何？

　　彭真怀：我最早关注安吉是在得知有大熊猫要移居到安吉的消息。我当时就想，一个熊猫“移民“的地方环境肯定很好。来到安吉，我们乘车行驶在公路上，就犹如穿行在一条如诗如画的长廊中，车在路上行，人在画中游。黑色的柏油路面，鲜花苗木相间的隔离带，图案各异的绿色边坡与路边的峰峦、田野、溪流、村寨融为一体。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一幅城乡一体、工农并举、自然生态与现代文明协调融合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在安吉，我们感受到每一个小村都有自己特别的韵味。2008年初，安吉县委、县政府决定实施“美丽乡村行动纲要”，县、乡、村立即联动起来。除了32个重点行政村以外，自主申报的行政村还有79个。安吉县委书记唐中祥告诉我们，全县187个行政村就是187幅风景画，他设想用10年时间，把这187幅风景画连点成片，打造成一个环境优美、生活甜美、社会和美的美丽大乡村。

　　记者：安吉曾经是浙江省25个贫困县之一，而他们却选择了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增长指标考核没有根本改变的大环境下，作出这样的决策有可能会牺牲暂时的发展速度，有可能减少财政收入，有可能拉大与周边县区的差距，因此，很多人都在关注，安吉的美丽乡村建设能否实现富民强县？

　　彭真怀：安吉之所以选择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是基于挫折之后的深刻反思。上个世纪80年代，安吉也曾走工业强县之路，引进了造纸、化工、印染等资源消耗型或环境污染型产业。尽管一度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国务院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由此，安吉人终于认识到发展必须顺势而为，从生态立县与工业富县的博弈中作出了抉择，把生态建设作为立县之基、强县之本。当然，做出这样的抉择需要远见、勇气和魄力。

　　安吉是浙西北一个典型的山区县，三面环山，茂林修竹，河道密布，可以概括为“七山一水二分田”。他们以“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为内容的美丽乡村建设，正是基于对县情的清醒认识和总体把握。

　　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取向是立足于特色基础，依托于特色优势，取胜于特色发展，保证支柱产业符合生态要求。安吉境内有山林198万亩，其中竹林100万亩，立竹量1.45亿株，有“世界竹子看中国、中国竹子看浙江、浙江竹乡看安吉”之说。安吉发挥了4000家农村家庭工业、20个家庭工业示范村的引领作用，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块状产业布局。2007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112.57亿元，比上年增长14.3%；财政收入11.11亿元，比上年增长26.5%。依托资源优势，安吉竹制品加工从根到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开发了竹地板、竹工艺品、竹叶生物品、竹炭等7大系列近6000个产品，书写出以全国1%的立竹量创造了全国20%竹产值的奇迹。

　　在安吉，我们感到一股全民创业的热浪扑面而来。有136家企业与125个行政村结对互助，随处可见百姓创家业、企业创大业、干部创事业的红火场面。一批种养能人、企业管理者、产业经纪人和乡土技术人才，根据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和宜旅则旅的原则，孵化了30个工业经济强村、20个农业特色强村和10个休闲旅游强村。

　　安吉县县长单锦炎告诉我们，让全县人民的生活像县名的由来一样“安且吉兮”，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初衷。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责任感，县委、县政府重点突破了小康示范村、农民饮用水工程、万里清水河道整治，总体推进了城乡互为资源、互为市场和互为服务的新格局。2007年，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196元，比上年增长14.5%，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

　　记者：您在调研报告中提到，美丽乡村建设使安吉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这种差异化发展体现在哪些地方？

　　彭真怀：站在生态立县的战略高度，美丽乡村成为统领安吉新农村建设的总抓手，并由此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他们用生态的理念，打造特色产业集聚区；用生态的方式，谋划休闲旅游先行区；用生态的思维，设计城乡建设示范区；用生态的意识，培育新的创业基地。

　　“大竹海”是安吉的资源优势，而这个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在其他很多地方是不具备的。这里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在长三角工业发达地区可以说已经非常罕见了，长三角是一个发达的象征，而安吉人则自豪地说：“我这里就是大乡村。”这种差异化思路让安吉活了。安吉丰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这里独特的人文环境优势，竹文化、茶文化源远流长，而且自古以来这里的农民受昌硕文化影响，白天握锄头，晚上画扇面。在安吉，我们发现每一个村庄都有浓郁的乡土文化色彩，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相得益彰。当阅尽繁华的都市人日益渴望寻找宁静的港湾休憩时，安吉的乡村之美就成了他们的选择。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以黄浦江之源为纽带，生态安吉对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有着超乎寻常的吸引力，被列为上海市环境教育基地。参与调研的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教授说，当一些地方把生态文明仅仅看作一项硬性任务的时候，安吉已经通过美丽乡村建设进行自觉探索，做好了经营村庄、经营农户这篇大文章。

　　根据2006年浙江省“民俗民间文化遗产”普查结果，安吉共有各类民俗民间文化样式119项，约占整个湖州市的1/2。首批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28项，包括舞龙、舞狮、旱船、马灯以及傩舞等，数量和质量名列湖州市前茅。正如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在调研中所指出的，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终落点，都具体指向提升农民的整体文明素质，唤起农民的生活幸福感，这个大方向值得充分肯定。安吉正是以创建优美乡镇、精品生态村为具体抓手，融合竹文化、茶文化和昌硕文化，打造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美丽村庄。被授予浙江省文化示范村的高坞岭村、马家弄村，农村文化活动有声有色，城市文明开始向这里延伸，先进的生产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的消费方式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在润物无声中悄然形成。

　　“不求最大，但求最特色；不求最富，但求最和谐”，作为首个“国家生态县”，安吉已经把生态文明的理念深入落实到美丽乡村建设中，以新理念催生新举措，以新举措带来新变化，以新变化促进新发展。

　　记者：您一直强调安吉是个美丽的大乡村，那么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安吉实践，您认为其有哪些对全国有积极借鉴意义的创新成果？

　　彭真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提出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改革发展难题。这项战略任务最艰巨最繁重的工作在基层，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基层，需要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安吉的美丽乡村建设，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方面作出了新尝试，在消除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形成生产要素、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的制度安排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首先，安吉把规划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构建立体规划体系，不仅委托浙江大学编制了县域总体规划，而且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乡镇和行政村，也都有一脉相承的布局规划，各职能部门还有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实现了规划全覆盖。这种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做法，在起点上就保证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性、连续性和严肃性，保证了领导班子能够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尤其值得借鉴的是，安吉在规划中引入生态文明的理念，按生态规律行事，顾及生态、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既不愧对先人，又能造福后代。坚持不规划不设计、不设计不实施，杜绝“只见新房，不见新村”的现象。

　　新农村建设涉及20多个部门，“九龙治水”必然造成财力、物力分散，权力寻租机会增多，因此迫切需要整合部门利益，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为了把美丽乡村建设落到实处，安吉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新农村示范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一把手靠前指挥，有效梳理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握指成拳，步调一致。这种全县一盘棋的总体战意识，有利于集中力量抓好沿路、沿线、沿河地带的生态建设，有利于提升精品示范村和核心示范区的质量水平，客观上扩大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效果和影响力。

　　新农村建设要落实在经济发展上，就必须立足资源条件、环境优势和人文特色，把特色放大，让特色形成竞争优势。但一些资源富集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支持经济增长，谋一时而不谋万世，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安吉实践的重要经验在于，从确立生态立县战略那一天起，就坚定信念，发挥生态优势，谋划布局合理、优势突出、市场广阔的生态产业新格局。

　　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安吉人没有战战兢兢、无所适从。在我们看来，这种发展理念的升华，体现了对科学发展的深刻认知，体现了对生态文明的自觉把握，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农民心中一杆秤。一些地方指望两、三年工夫就能立竿见影，全然不顾实际情况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盯着村容村貌作表面文章，结果劳民伤财，有了面子失了里子，有了外形没了精神，引起农民的反感。安吉实践的重要经验在于，把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动权交到农民手中，确保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自我管理，建立健全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真正体现“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原则。农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就有了自觉自愿的参与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从2600多份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全县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的认知度为87%，满意率和支持率为99%。正是有了农民真心实意的拥护，一个生态环境优美、产业特色鲜明、社区服务健全、乡土文化繁荣、农民生活幸福的美丽乡村，才会继“中国竹乡”、“国家生态县”之后，成为安吉的第三张国家级名片。

　　记者：我国其他省区也有一些盛产竹子的山区县，为什么他们没有像安吉这样的发展思路和手笔？不仅是安吉，近年来浙江省在很多方面的发展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在全国的省、区中，浙江的自然条件似乎也并不具备更多的先天优势，您认为其发展领先于全国的原因是什么？

　　彭真怀：往往资源贫乏的瓶颈更能促使人去想办法、去改变，即所谓穷则思变。与全国的很多省份相比，浙江缺乏矿产等天然资源、缺少土地资源，然而这些先天的不足反而促使浙江人有了艰苦创业的雄心。正是由于浙江人骨子里的这种“韧”劲，使得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之时，能够抓住机遇，通过一步步的积累做成了大事业。另外，在管理体制上，浙江一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市管县，而是实际上的省管县体制，可以让每个县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可以相互促进。这些“草根经济”的发展过程培养了浙江人务实的做事风格，使他们对一些地方盛行的“面子工程”等不屑一顾。草根扎在地上，有着坚实的根基。“草根经济”给浙江农村的改革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