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我曾看见过沈家家谱，是从南宋时开始修撰的。那时，黄河发大水，祖先从汴京（现开封）弃官南下到浙江省山戴村，而我祖父的祖父叫沈凤天，他有两个儿子，沈应汉是我祖父的父亲，他从萧山搬家到当时属于临安横畈的合上土户（即山川乡），从修谱到我这代已24世了。

　　我的祖父沈启宇（字沈嘉）同属《安吉县志》记载的抗日英雄沈子球的爸爸沈启堂是党兄弟。沈子球是沈启堂的小儿子，我叫他为“小伯”。

　　未解放时，沈启堂和我祖父都开了小型的土纸厂。在当时大家都知道合上土户有一个“启堂造户”和一个“阿嘉造户”。我祖父在1960年逝世，那时，我已进入嘉兴工农师范读书（校址设在孝丰潴口溪）。

　　我祖父在土改时被评为“中农”，而沈启堂的后代均被评为“地主”，可见当时沈启堂的土纸厂规模比我祖父的要大。其实，无论“中农”或“地主”都没有多少土地，有几亩毛竹山，一个土纸厂，只能算得上一个很小的民族资本家。

　　听上辈人说，他们这些“造户”们自己吃得很苦，给长工短工们吃得很好，他们经营一个小作坊，生活过得紧巴。那时在上墅龙王余杭九东山，临安合上土户都有这些土纸小作坊。

　　在夏天毛笋成竹之后，造户们雇的长工短工们开始上山砍嫩竹，砍下嫩竹后把梢头朝前，把篰头朝后捆在一起拖下山，（拖老毛竹的捆扎方法刚相反）放在削竹的工场上，用钩刀（钩头很短的断竹柴刀）截成长短一致的小段，放在用老竹搭起的“马上”用弓形的削竹刀把青皮削下来，青皮和白色的竹肉分别砍成一捆捆的“段料”，放在石灰塘中用石灰浆过后，放在很大很高的“壁锅”里用很粗的劈柴煮上几天几夜，然后出锅拿到“塘滩”（很大的水池）中去“翻滩”，把石灰水洗净，再泼上人尿后放在塘里浆二周发酵，再拿到“脚滩”里去磉碎（叫“磉料”）。磉脚碓很有趣，前面一个人拨料，后面一个人颠脚，二个人步调一致，外带“嘘嘘”的伴奏声，后面颠脚的人一只手挂在绳上，另一只手扇蒲扇，加上磉料发出的“呯呯”声，好似一首和谐二重奏。

　　然后，把砸碎了的料放在槽桶里用大量的水搅拌后，再一幅幅整齐放在木造板上，放到一定的高度后，用木柞把水榨光，再搬到用砖头垒起的火墙（叫“壁弄”）上面，晒纸师傅共二人，两面火墙各一人，口吹手撕，用晒帚担住后把一叠叠（约有三、四张）的湿纸贴到壁弄上去，全部贴满后再依次撕下翻一个身贴烘另一面，整个烘干后放到长条凳上捆扎好，放到捆纸师傅的工棚里榨紧，用浆过的嫩竹篾捆好，用专用磨石把整捆纸的毛边磨光，盖上印就可出售了。

　　我祖父的土纸是薄薄的黄纸，就是现在书画家们写字画画的宣纸，当地出产的纸雇佣挑脚夫挑到余杭黄湖镇去，然后装运到余杭塘栖去卖，回来顺便带点米、盐来，有时也翻山越岭挑到临安去卖，但这项传统手工艺到我们就已失传了。

　　在整个造纸过程中，在室外劳作的砍竹、断竹、削竹、浆料、翻滩、烧火等均称为外场，我们北弄的外场工有章水潮、沈富荣、杨良喜、陈海根、王永福……而磉纸、晒纸、捆纸等在室内劳作的均称为内场工，而磉料工也兼作外场，他们有蒋正六、程金生、沈关木、陈雪年、李水千、沈来富、沈茂林、陈惠明等，以上这些普通劳动者均已逝世，外场工章水祥、章善祥两兄弟均在世，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