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次日一大早，我与程兄再次来到王母山。这次，我们直奔东王母山东端的岭脚自然村，随意选择了靠近山体的民居建筑旁的一处断面进行勘测。不多时，就发现了文化层，且内涵比昨天的要更加丰富。文化层的深度亦在2．2米左右。在灰黄色的泥土中，红烧土块更大，且坚硬结实，并出土了大量的包括鼎足在内的夹沙陶片和石器半成品。根据陶片的形制，判断出是釜、鼎、罐等的残片；石器是未加工完整的刀、锛、镞等。随后，我们又选择了相距200余米的一处断面进行解析，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而东王母山的最北面是一处断崖峭壁。

　　根据调查的遗址分布情况，经GPS测定，东王母山新石器文化遗址面积达到了30多万平方米。

　　西王母山，则是一处古人类未曾涉及的处女地。

　　重要的历史意义

　　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随着西苕溪下游河床的变浅和变窄，加上森林植被的逐渐退化，已不适应人类居住。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逐渐向西苕溪上游及其主要支流的两岸迁徙。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对递铺镇的安乐、芝里两处新石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而两处遗址正好位于西苕溪上游支流递铺港的东、西两侧。另外，通过调查，我们还在紧挨祥溪的东面发现了余墩遗存、在浒溪旁发现了梅坑桥遗存等。由此说明，这一时期，递铺及其附近遂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

　　通过对王母山遗存的调查，并与安乐、芝里两处遗址相比较，我们发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三处遗存分别位于递铺南、西、北三面，且基本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其中心区就是现在的递铺镇中心位置；二是三处遗址的地理位置面貌基本相同，即都为靠近水系的二层台上（当然，现在的芝里原貌已被破坏殆尽，安乐也遭局部破坏）；三是出土的器物均以夹沙陶为主，从王母山文化层中出土的石镞和当地村民采集到的石器，其石质、形制与安乐、芝里出土的同类器基本相同。据此，我们分析推断，王母山遗址与安乐、芝里两处遗址基本属于同一个时期。由于未对王母山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尚不能确定其文化层中是否包含了所有的新石器时期太湖流域的三大考古学文化，但至少有一个时期是相同的。

　　我们从安乐、芝里两处新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证实，新石器时代的安吉人，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太湖流域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期（距今为4000至7000年左右），延绵不绝，从未间断。根据两处遗址出土的器物造型和实用价值分析，这些遗物不仅具有鲜明的安吉地方特性，同时，也具有周边其他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共性，由此，证明了安吉在新石器时代就是南来北往的古文化通道，它担负着将中原文化向东南沿海传递的重任。芝里遗址出土了许多珍贵的崧泽文化时期的玉器制品，尤以玉玦数量为之最，并伴有少量的玉璜。这些玉器的出土证明了当时安吉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安乐遗址发掘出土了4000年以前的稻谷和家禽遗骨，说明了此时稻作农业开始出现，并圈养家禽，人类不再以渔猎为自己唯一的生存方式，而自己开始耕作与收获，以这种循环往复的劳作维持生存，得以发展。

　　继安乐、芝里两处新石器遗址后，王母山遗址是我们发现的又一处安吉历史文明的摇篮，其面积之宏大，是同时期遗址少有的。它不仅丰富了安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了县城递铺的城市文化品位，同时，也为我们在母亲河上游各主要支流两岸寻找更多的文明足迹提供了线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