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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我到塘浦鹤溪村插队落户,当时的农村很穷,一年干到头,生产队里的年终分红却微乎其微,仅够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我家中父亲早逝,母亲虽是居民却没有工作,我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更不要说成家立业了。
年轻的时候总有许多梦想,我不甘于这样的生活,希望凭着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生活现状。我从亲朋好友处凑了80多元钱,托人从杭州买来一台海鸥牌折叠式小手照机,想用自己的照相技术走家串户上门服务挣钱。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出门拍照,是被指为“搞弃农经商”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以虽然有这个意向,我还是疑虑重重。
后来,大队公社领导得知我有一技之长,十分同情。当时的大队会计和公社秘书等领导从关心照顾知识青年出发,毅然冒着风险破例为我打了证明,以农副业结合的名义,到附近农村中流动拍照挣钱。
当我鼓起勇气,骑着一辆除了摇铃不响什么都响的旧自行车,在塘浦乡六庄村、净土村、东滨村、包家村等九个自然村招揽生意时,受到了小伙子和姑娘们的热烈欢迎。由于我的服务态度好,价廉物美,生意出乎意料的好。通过几年的辛勤奔波,我不仅挣到了钱,还在生产队的帮助下,造起了房子。
但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下乡拍照也经常会遇到一些麻烦。记得有一次去乡下照相,一个大队干部说我不务正业,当场缴掉了我的照相机。我感到委屈又无可奈何。幸亏当时有一位小学老师闻讯跑去求情,才使我心爱的相机完璧归赵。以后这样的事还发生过好几次,都亏了这些农村朋友的帮忙,才使我的相机一次次“化险为夷”,我的生意也越做越好。在几年上山下乡的照相奔波中,我结识了不少富有同情心、心地善良的好朋友。有些人还常常留我住宿。尽管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我在精神上却充满了乐趣。
后来,我被调到孝丰镇照相馆,但还是常常深入到杭垓等地去拍照,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如今,照相早已不是什么“特殊行业”。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间,照相馆不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且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上档次。很多市民家中都买起了数码相机,再也不用为拍一张照片巴巴地跑到照相馆里去了。但我和农村朋友们结下的照相情结,却成了我最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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