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社科院近代史所召开了一个学术座谈会,题目是“近代中国研究的新视野:新史料与民国史研究”。这次座谈会与一般学术座谈会不同,高调向媒体开放,两位来自胡佛研究所的“神秘嘉宾”成为座谈会的中心人物,她们让国内媒体得以第一次了解胡佛研究所馆藏民国史料公开的台前幕后。
随着蒋介石等一批民国人物史料的不断公开,社会对近代史研究的关注正在升温。人们开始不断接触到胡佛研究所的名字,这个位于斯坦福大学、有着将近90年历史、号称美国智库的地方,拥有着世界上中国近代史料最丰富的馆藏,现在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源。
两位特殊人物,一个是宋曹琍璇,她是全权审定老蒋日记的开放度、能够在日记上贴条子隐去敏感内容的人;另一位是郭岱君,作为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一直扮演着胡佛档案研究的推手角色,正是在她们的努力下,胡佛研究所近年来不断扩大对近代中国史料的收藏、保护与整理。
胡佛馆藏档案的一大中心词就是“敏感”,蒋介石日记目前已经公布到1949年,宋子文的档案已经全部公开,即将公开的还有孔祥熙的日记,甚至像史迪威的史料已经全部可以上网查到了。胡佛研究所的中国近代档案整理与收藏进展是全面且具有颠覆性的。新史料的发现与公布,摆在近代史研究者面前的则是新问题。近代史研究需要换种眼光看历史,这正是“新视野”摆在“新史料”前面,成为这次座谈会特别强调的主题。
蒋日记为什么贴了条子?
胡佛研究所近年来最受关注的馆藏史料,当然是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日记从2006年3月开始分期分批地公开,在这一热点事件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关键人物,就是以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身份出现的宋曹琍璇。宋子文和蒋介石的档案她都有审定权,有权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哪些不能。蒋家决定公开蒋介石的日记,宋曹琍璇起了重要作用。
宋曹琍璇的另一个身份,是宋美龄幼弟宋子安的儿媳妇,丈夫宋仲虎就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宋家1949以后就移居美国,她如今是宋家唯一的媳妇,也是目前宋家最懂中文的一个。
蒋介石日记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所有权并不属于胡佛研究所,只是由蒋家委托保管。因此,蒋介石日记是否公开必须由蒋家决定。
老蒋日记一大争论的焦点是,他53年来从不停歇地写日记是一种政治作秀吗?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就做了这样的推断。宋曹琍璇认为蒋介石的日记绝对是为自己看的,而且并没有身后公开的打算。蒋介石晚年一直在不断翻阅自己的日记,也把日记交给儿子蒋经国来看,如果仅是作秀则完全没必要如此。蒋家内部一直对日记公开以及交给胡佛研究所保存的做法上有分歧。宋曹琍璇在胡佛研究所审看蒋经国日记时,无意中看到蒋经国在1975年10月15日的一篇,其中说希望尽早把父亲日记中的思想早日编纂、出版,让人们都能了解他父亲的思想。而宋曹琍璇将这篇日记拷贝下来给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看,这才说服蒋家公开了日记。
蒋家和胡佛研究所约定,蒋介石日记中关于蒋家隐私和个人健康情况等方面的内容可以延时公开。宋曹琍璇通过在蒋介石日记上贴条子的方式来掩饰日记中的敏感内容。她一共在4页日记上贴了条子。“隐去的其实就是几个人的名字。我相信大家能猜到的就猜到了,不知道的就不知道了。”
公众的兴趣,很容易放在蒋介石日记的隐私上面,人们最希望探究日记中包含的历史秘辛,最好是“惊天阴谋”或“绝对隐私”,以供茶余饭后的谈资。蒋介石日记里的确不乏此类材料,比如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不久,宋美龄就怀孕了。当时因为两次有刺客进入他们卧室,宋美龄受到惊吓以至于小产。
不过这些谈资远非日记公开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蒋日记的意义是还原历史,另外是帮助世人重新认识中国,我们自己也重新认识历史。这些档案可以作为两岸合作很重要的平台。我在美国很多学者问我,岱君,你们中国为什么把统一的问题搞得那么严重?我们美国人从来不会把这个问题当做什么问题。他们不明白统一对每一个中国领导人,对每一个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这一点西方人很难理解。”郭岱君说。
遗憾!蒋经国日记不会公开
从2004年起,复旦大学和胡佛研究所的学者就开始了对近代人物档案的合作整理与研究。关于宋子文的三本研究专著中英文版本在今年由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推出,这是两家机构合作研究以来的第一项成果。
胡佛研究所的民国档案,数量估计超过三百万份,时间跨度很大,从1894年一直到2000年。据统计,民国时期和中国有关的历史档案多达600种,而宋子文的档案仅是600分之一。
胡佛研究所的中国近代人物档案,还在不断有新的发现与增加,一些历史上惊鸿一现的人物,往往也能为大历史提供珍贵见证,比如近来发现的高宗武档案。仅仅在国民政府从政7年的高宗武是1940年“高陶事件”的主角之一,当年他在香港大公报上率先披露汪日密约,成为引发汪精卫阵营阵脚大乱的人物,此后他隐姓埋名定居美国,期间高宗武写了一本自传《深入虎穴》,却没有出版。2006年郭岱君在美国国务院前东亚方面的负责人档案里面,发现了高宗武的档案和自传的原稿。
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另一重要人物孔祥熙的档案有望在今年开放。孔祥熙的档案整理出来,将会是宋子文档案的一倍还多。据郭岱君介绍,孔祥熙的档案50年来在纽约仓库中几乎没有打开过,所以发霉非常严重。过去一年来,胡佛研究所希望用自己的技术人员整理发霉,结果发现霉量不断增大,档案最终决定进行冷冻以杀死霉菌,单冷冻这一件事就耗资12万美元。
遗憾的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宋曹琍璇表示蒋经国的日记不打算开放。“我很抱歉。我看了经国先生的日记,我个人觉得他的日记历史价值没有那么高。他讲的都是他自己家里的事情,关于政治或者其他公共事务上的考量,不像他父亲写得那么多。他每一天日记里面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感想。即便公开的话,大家看到的也都会是一片黑的。”
宋子文是卖国贼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近代史的研究开始不断打破禁区。胡佛研究所馆藏档案的公开无疑提供了新的助力。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经有10位学者先后去胡佛研究所进行研究,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抄写档案。
为什么先整理出1937年到1945年的宋子文档案?吴景平说:“宋子文在战时中国的活动涉及到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的深层问题,宋子文档案中,保存了他和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以及与美国财政部、军方、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很多重要会谈。我注意到,仅在1943年一年,宋子文档案中保留下来的和罗斯福谈话的英文记录,大约就有20篇,而且每篇篇幅都非常长。”
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学者章百家在1988年就去过胡佛研究所。“当时宋子文档案刚刚开放,大概只有几个盒子,里边全不是太重要的东西,但是我看完了以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宋子文给蒋介石写的一个报告,报告蒋介石委托他在美国买汽车的档案,这里宋子文讲了给蒋买的四辆车全部是二手车,哪部车放在什么地方用。结果我一看,首先改变了对四大家族很腐败的印象。”
新史料带来了新问题,章百家说:“历史学家的工作主要是复原历史和解读历史,这样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基本像小孩玩拼图,当然这个拼图很大,分成很多块。新档案的公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新史料研究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对相关历史事件与人物的重新评价。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孔祥熙,都是学术研究的敏感区,对他们的评价,哪怕是一点点口径上的改变,都可能在学界引发轩然大波。吴景平在其关于宋子文的著作中,对宋子文在战时对美外交活动的主要贡献做了相当正面及肯定的评价,扭转了其一直以来给国人“卖国贼”、“贪污犯”的形象。
社科院近代史所教授杨天石说:“我记得2006年在上海开宋子文的国际论坛,碰到一个老问题,宋子文是不是贪污犯,那次会议上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证据,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对宋子文的评价和观点,离真实的宋子文差得太远。”
杨天石被称为国内蒋介石研究的第一人,他刚刚根据蒋介石日记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宋子文是如此,蒋介石也是如此,整个民国史也是如此。我们如何科学地进行近代史的研究,一个条件就是新史料的发现、整理和公布。我们讲许多空话,做许多概念的分析,常常不如一条史料公布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