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盖茨宣布将会把总计市值为5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悉数捐给慈善基金会，而他的子女将不会得到一分钱。善良的举动总是让人感动，我们且不去分析这举动背后有多少功利的东西，但这举动对于这个社会产生的客观效果绝对是至善的。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以及世界各地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但比尔·盖茨的善举对我们仍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为此，我们特别策划了有关盖茨以及中美慈善事业的报道，希望能带给人们更多的启发。

　　退休前

　　最后一周在微软上班

　　本报综合报道这一周对于比尔·盖茨来说非常特别，它不同于盖茨此前在微软公司度过的1712周。因为从创立公司以来，盖茨在微软公司都是全职上班的。

　　但是6月27日以后，盖茨将正式从微软公司退休，他每周将只花一天的时间到微软处理事务，剩下的4个工作日将用于慈善事业。

　　本周，比尔·盖茨将与一些高层技术管理人员开会，他还将参加客户会议，并到电视演播室预先为一些他将不能出席的活动录影。另外，盖茨表示“我希望写一些工作备忘录。”

　　22日，有微软高管透露，在27日盖茨上班的最后一天，微软公司的职员将为盖茨举行欢送仪式。

　　据悉，微软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副总裁本周将齐聚美国，出席为盖茨退休而召开的一个巨大“燕尾服晚会”，以庆祝他的人生步入新阶段。

　　一名高管表示：“所有副总裁以上的高管，都将身着正式的燕尾服出席晚会，他们将与盖茨一起从下午狂欢直到晚上。”不过，这名高管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以免引起大批媒体记者前往采访。

　　退休后

　　1.支持疾病研究

　　本报综合报道比尔·盖茨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席主席，主要担当总策略思考家角色，例如他不会满足于仅消除疟疾和艾滋病，还会研究免疫学，了解改变植物基因以增强其耐寒能力、分子层面会发生什么转变；他亦会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寡妇资产遭剥夺背后的法律理据。

　　比尔·盖茨又会跟各地政府和企业角力，为穷人谋福利。他要求大企业不仅捐钱，而且贡献更多有创意的技术，并会跟药厂、手机制造商、银行和科技公司等欲回馈社会的企业进行磋商。

　　据报道，盖茨还会花更多时间跟科学家一起研究脑震荡等疾病，并研发更多可获专利的新科技。盖茨并认为，开发既环保又廉价的新核能源，对穷人非常重要。

　　2.看北京奥运

　　本报综合报道退休后，比尔·盖茨每周到微软公司工作一天。盖茨将把80%的精力投入到慈善事业中，20%用于微软。

　　盖茨透露退休后，他将休息一个暑假，其间将到北京观看奥运会。从9月份开始，比尔·盖茨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将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上。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目前有373亿美元捐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慈善组织。盖茨21日表示将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3.继续搞研发

　　本报综合报道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辍学，创立微软公司。求知欲极强的他退休后将发挥其“世界级好奇心”，透过学习和思考增强进行慈善事业的能力，俨如重返校园。微软研究及开发实验室前主管迈禾特说：“他拥有世上最好的生意头脑之一，不会就此关掉它。盖茨最后的商业意念仍未出现。”

　　52岁的盖茨退休后会有3个办公室，一个在雷德蒙德微软总部，另一个在24公里外、位于西雅图的盖茨基金办公室，第三个会在以上两个办公室之间。除董事局会议和网上搜寻技术等计划外，他将来还会有到发展中国家进行访问之类的活动。

　　对话盖茨

　　“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很有趣”

　　本报综合报道比尔·盖茨6月22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谈论他退休后如何从事慈善事业，他为什么做慈善事业，以及他扮演的新角色等公众关心的问题。

　　记者：当您退休后，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时您将做些什么？

　　盖茨：我退休后，80%时间用于做慈善，20%用于微软，也就是说我将用4倍于在微软工作的时间来进行慈善策略评估。主要是对于我们在教育、疾病、农业等领域的慈善策略进行评估。我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慈善基金会。所以我将更多地到非洲和印度等地了解情况。

　　我将与医药公司的人见面，讨论有关药物等问题。我还将与其他慈善家见面。我还将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我还将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教育领域将是我涉及的重点。我的妻子梅琳达在这方面走到我的前面了。

　　记者：在您的新角色中，您的公众形象会不同吗？

　　盖茨：当然不同。在慈善事业里，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我们需要新的种子，新的疫苗，还需要仁慈。新的领域比旧领域有争议性。我们会制订家庭计划，我们会资助农作物研究，来帮助穷人。

　　记者：您是受到母亲的影响，被责任所驱动而捐出所有的财产，还是出于有趣才这样做？

　　盖茨：在基金会人员的帮助下，为贫穷的人们做一些保健方面的事情是前景广阔、非常有意义的。这些价值观是我父母亲从小就教育我的。还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兴趣，我到印度，看到如下情形我会问“他们是否有城市规划？当地居民有没有水？卫生出了什么问题？疫苗有没有被冷冻？如何买到电冰箱？电冰箱是不是太昂贵？谁来付钱？”等等问题。我很喜欢与那些正在从事这些事情的科学家见面。我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会像我母亲教导我的那样做出奉献。我正在做我母亲告诉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很有趣。”

　　期待中国出现下一个盖茨

　　580亿美元、全副身家、捐赠、退休、子女、()、()……一连串的关键词，都指向一个名字——比尔·盖茨，52岁的他日前宣布捐出全部资产，从此一心打理以他和妻子命名的基金；留下两个空格，是给大家填的，我看到，很多评论者都填上了“福利制度”、“遗产税”。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富豪之所以未能像盖茨那般洒脱，主要是因为制度的缺失，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可以找到的理由还有“捐赠退税”、“善款去向监督”，等等。当然，也不能忘了提及中国的慈善文化。

　　制度和文化，都是上层建筑，即便我们的口诛笔伐真的可以将其完全击碎，也无法改变其滋生的根基。富豪们在一掷千金的同时又守财如命，怪现象的答案，恐怕还是与当代中国所处的社会阶段有着相当的关系。

　　“嫡后嗣续，祭祀烝尝。”在传统社会里，人与社会的最主要关系，就是与祖辈及后代的关系，活者就要“光宗耀祖”、“鸡犬升天”，死了则要去见老爸，当然也少不了要靠子孙来供奉自己的灵魂。把财产留给子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为九泉之下的自己在阳间找了个代理人，以确保在死后还能享受生前的荣耀。所以，传诸后世，就只能是传给嫡系的后代，再由他们风行后世；名垂千古，就是让子孙后代把自己留下的“基业”发扬光大，以保持“家声”；造福社会，也首先是造福子女宗族，然后再兼及乡里。“亲亲而后仁民，仁民而后爱物”，按照这样的逻辑，像盖茨那样把全副身家给了别人，却“一分一毫也不留给自己的子女”，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你如何倡导慈善文化，也无论遗产税、社会福利等制度如何完善，也必然难阻挡富豪们“看管”财富的热情和传之后代的决心。君不见，就在遗产税的讨论尚在热烈进行之时，就有人把几乎“全副身家”都给了女儿；与盖茨“全副身家”的去向成了有趣的对比。更有甚者，自己得不到，即便全部毁掉，也不愿意拿出来给别人。像梁元帝，在标榜“神游物外”的南朝风流里浸润多年，临了，不要说是金珠宝物，就连搜罗来的文物典籍，也在破国亡身之时付之一炬。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传统的惯性一时还不能完全褪去，“看得穿”的中国大小富豪还是渐渐多了起来，也在越来越多的人心里，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的观念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并必将变得和穿长衫、留小辫一样可笑。随着传统家族关系的基石迟早风吹云散，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也会出现下一个盖茨。

　　评论

　　退休影响

　　微软没盖茨影响不大

　　本报综合报道盖茨1975年创办微软后，视窗软件雄霸操作软件市场，令他在过去13年一直当上全球首富，直至今年首富之名才易位。

　　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表示：“在未来的10年内，比尔可以来参加公司的任何会议，只要他愿意。”在6月27日盖茨退休以后，他不再担任微软公司的执行董事长，但是将保留非执行董事长的职务，确保盖茨对微软公司的重大事件有最后的决策权。

　　为全心投入慈善事业，他两年来不断为自己在全球最大电脑软件出版商内部从事的工作“减负”。盖茨首先把微软首席执行官职务交给哈佛大学同窗斯蒂夫·鲍尔默，自己改任公司首席软件设计师，而后把首席软件设计师职务交给原首席技术官雷·奥齐，如今又准备卸下微软执行董事长的职务。按计划，他定于27日以后转任微软非执行董事长，每星期在企业待一天。他仍是企业最大股东。

　　亲友评价

　　“基金会可以诱发他(盖茨)性格的其他层面，他很有趣，又有幽默感，看见人们在恶劣环境居住会很情绪化。”

　　——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对丈夫由软件王国创办人转型至慈善家不感意外。

　　“他(盖茨)会跟自己的标准竞争。他希望100年后人们回顾盖茨基金时，说这人做了应做的事。”

　　——比尔·盖茨的好友“股神”巴菲特说，盖茨要寻找股票市值或盈利之外的新方法来评价他的成就。

　　新闻链接

　　美国慈善业也是一门“生意”

　　本报综合报道美国是世界上慈善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从1995年到2002年，美国人每年捐出的善款总额占GDP的比例接近2%，高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慈善？其实，其中的奥秘在于，在美国，慈善也是一门“生意”。

　　间接宣传

　　单从比尔·盖茨来说，有人曾经计算过盖茨每捐出1美元，他通过微软公司赚取的收益就超过1美元，这并不是说盖茨不捐款微软公司的产品就卖不出去，而是说盖茨通过慈善积累的好名声间接促进了微软公司产品的销售。

　　另外，美国的富豪设立基金会基本上都以自己的名字或公司的名字来命名，除了盖茨之外，GOOGLE创始人也建立一个慈善网站GOOGLE.ORG，而慈善家卡内基、洛克菲勒和梅隆等也无不如此。

　　这样的慈善活动对于慈善家来说，当他仍活着时可以帮助宣传以促进其旗下的事业，当他去世之后或许也能让他们流芳百世。更何况，捐款还能带来税收上的好处。

　　爱资助教育

　　美国慈善家们对于公共事业的资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教育，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是慈善家们捐资兴建的。例如波士顿大学就是美国东部地区比较早兴建的学校之一。著名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其前身卡内基技术学院就是由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出资成立的。

　　其次是政治，慈善家们是美国政治捐款的一大来源。美国是一个政治活动频繁的国家，几乎每年都有全国性的选举活动，这其中主要依靠慈善家们的捐款。当然，这些政治捐款不是白给的，一旦候选人当选，他们自然可以享受到许多政治好处。

　　第三是扶贫济困，慈善家们在美国本土的捐款数量比较少，但是有许多专门的“非洲基金会”、“发展中国家艾滋病防治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款项主要就来自慈善捐款。2003年度美国捐款第一人比尔·盖茨的主要捐助，就是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第四是科普，除了资助各家博物馆以外，传媒也成为了慈善事业的对象，比如开办公益电视台，制作公益节目。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慈善家排行榜上，比尔·盖茨作为第一名的地位无可置疑。不过，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盖茨绝不是第一个捐出全部身家的富翁。美国慈善活动的历史几乎和美国建国史一样长，即使美国的现代慈善事业，也可以追溯到近200年前。

　　美国慈善史：从卡内基到盖茨

　　卡内基：

　　现代慈善开创者

　　本报综合报道一般认为，美国现代慈善事业始于20世纪初。

　　191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创立了“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奠定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在1919年去世前，卡内基累计捐款3.3亿美元，而他所创立的“卡内基基金会”至今仍在造福世人。

　　作为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卡内基启发了包括盖茨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卡内基曾留下名言，“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为慈善家世代传诵。最终，作为美国第一代的超级富翁，卡内基捐出了他的全部身家。

　　奠定现代慈善组织运作模式

　　不过，如果仅仅是捐出巨额资产，卡内基还不足以被称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在他之前，美国的慈善活动早已有之，富翁捐款也不少见。卡内基的开创性在于，他成立了商业化运作的慈善基金会。在卡内基看来，“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他不大主张把财富零零碎碎地分给普通百姓，而是通过设立基金会，以企业化的方式管理。这种方式不仅使“卡内基基金会”得以历经100多年历史而屹立不倒，而且奠定了美国现代慈善组织的基本模式。

　　所谓慈善基金会，就是“将私人财富用于公共事业的合法社会组织”，主要资助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公共卫生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其中，教育和医疗卫生始终是基金会关注的重点。“卡内基基金会”主要关注教育事业，在建立初期就向教育事业捐赠了560万美元，超过了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一年的教育经费。“洛克菲勒基金会”则重点关注医疗事业，造福人类的青霉素发明就是其资助研究的成果。哈佛大学基金会则是当今世界最有钱的学校基金会，拥有大约50亿美元的储备。

　　美国慈善要看经济的“脸色”

　　2007年，美国慈善捐款总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060亿美元。这是美国年度慈善捐助首次超过3000亿美元，2290亿美元来自个人捐助，其中一半来自收入水平居美国前10%的家庭。在大多数年份，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会参与各种形式的慈善捐助。各类基金会共捐助385亿美元，居第二位。接下来分别是遗产捐赠和企业捐赠。

　　盖茨捐款的消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毕竟，他捐出了580亿美元。但在美国，平民百姓的捐款热情也令人惊叹。《时代》杂志曾发表文章称：“在每一个"比尔·盖茨"的身边，都站着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曾有统计数字显示，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捐款额占到其年收入的5.2%；而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捐款额为2.2%。

　　不过，美国人的捐款热情也并非一直高涨，而是要看美国经济的“脸色”。

　　慈善：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在卡内基成长为超级富豪的时代，美国经历了第一次经济腾飞，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也催生了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富豪慈善家以及他们创立的现代慈善基金会。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新一轮强劲增长，将比尔·盖茨推上了世界首富的位置，也催生了新一代的超级慈善家。

　　然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伴随着美国人腰包的缩水，美国慈善组织也会遭遇冬天。比如，在2001年，由于美国经济十年来首次陷入衰退，许多大公司本身业绩不佳；股市的暴跌也使个人财富大大缩水。美国慈善组织由此陷入十年以来罕有的危机。不少慈善组织被迫削减预算，裁减人员。

　　可以说，慈善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在经济形势良好、社会财富充足时，慈善如有源之水，充满活力。如果经济不景，社会财富减少，慈善也将失去不少活力。美国慈善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捐款抵税：美国慈善催化剂

　　本报综合报道当然，像卡内基和盖茨这样捐出全部身家的美国人仍然十分少见。大部分美国人以及美国公司捐款行善，并非简单的利他主义，而是利人利己之举。所谓利人，就是通过捐款帮助他人；所谓利己，则是通过捐款，减免个人的所得税，同时得到好名声。可以说，慈善减免税收的制度，是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催化剂。

　　美国政府从1913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仅仅4年后，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规定捐款或实物捐赠可用来抵税，所得税可抵税部分最高达15%，借此鼓励民众捐赠行善。1935年，美国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但同时允许公司用捐款抵税。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可抵税比例维持在50%，企业的这一比例则为10%。

　　刺激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富人慈善捐款的还有美国的遗产税。美国遗产税于1797年首次开征，当时是为发展美国海军筹集资金。1916年，遗产税成为固定税。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实行高额累进制，遗产超过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

　　高额遗产税促富翁做慈善

　　高额的遗产税促使很多美国富翁另想高招，以捐款给慈善组织的方式，逃避纳税，同时尽量保障其子女后代的利益。

　　可以说，几乎在美国现代慈善组织诞生的同时，美国国会就开始建立鼓励民众捐款的相关制度。

　　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美国人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美国人在纳税和慈善之间选择了后者。慈善减免税收的政策，直接推动了民众捐款的热情和捐款数量的增加，与此同时，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的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据统计，1953年时，美国有5万个慈善组织；截至2008年，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现有大小慈善机构约140万个，总资产占美国经济的5%。2006年，美国全国的慈善捐款总额超过了2900亿美元。而在过去40年中，美国人年均慈善捐款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

　　如今，在美国，慈善组织经常被称为与政府、企业并立的三大社会支柱之一。

　　完善监督：保护慈善热情

　　本报综合报道不过，这个支柱也曾遭到侵蚀。

　　1992年，美国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联合慈善基金会爆出丑闻。该基金会主席阿尔莫尼挪用总额达60万美元的善款用于个人度假、购买房产以及包养情人，还操纵董事会成立皮包公司，安排自己的儿子和朋友占据要职，享受高薪。这一案件成为美国慈善组织的经典反面教材，阿尔莫尼后来被判处7年徒刑，与此同时，这一丑闻不仅使联合慈善基金会声望大跌，也使美国民众的慈善热情颇为受伤，美国慈善事业由此陷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公众募捐低潮。

　　经历此次事件后，如今美国的基金会不但要接受国税局的管理和审查，每年填报有关报表，而且每个公民都有权查阅相关报表，以确保捐款人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捐款用途，保护了美国人的慈善热情，也保障了美国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

　　美国慈善活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方的传统。在美国的现代慈善活动中，仍可以看到基督教“济世”理念和一些慈善方式如现场捐款的影子。

　　文化因素：当慈善成为流行

　　不过，现代美国慈善文化主要基于一种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换句话说，在法律意义上，财富为私人所有，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

　　100多年前，卡内基在其《财富的原则》一书中阐述了这种财富观。在这本书中，卡内基提出：“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国家通过征收遗产重税表明，它谴责自私的百万富翁的毫无价值的生活。”100多年后，美国股神巴菲特也表示：“我从来不相信王朝世袭式的财富。”

　　在这种理念的熏陶下，美国的慈善文化得以生根发芽。

　　如今，美国三大主流财经杂志——《福布斯》、《财富》和《商业周刊》每年都会推出全球慈善家及慈善企业排行榜。这无疑也促进了美国慈善文化的推广，使慈善活动得到长久的关注。

　　中国慈善20年能否追上美国200年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宣布退休，并将580亿美元身家全部捐给盖茨基金会，这一举动引起全球关注。

　　现代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其慈善运作模式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有人说，汶川大地震将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据民政部的报告，截至目前，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对于汶川大地震的捐赠款物总计436.81亿元，这个数字几乎与中国2006年、2007年捐款总额相当。与此同时，王石等企业家身陷“捐款门”。巨额的捐款说明了中国积蓄着巨大的慈善力量，而这更加迫使人们考量中国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

　　文/本报记者邱敏、李颖(署名除外)

　　“盖茨捐出财产，主要是对国内富人有启发。”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19世纪后期，美国富人尤其是拥有巨额财富的富人，会在生命结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有意识地安排使用自己的财富。上个世纪初，还涌现出了许多大基金会，比如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

　　国内富人观念正在改变

　　“中国正在逐渐接受这样的慈善理念。”王名说，这种慈善理念，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这本书中写道：拥巨富死者以耻辱终。“临死时，还拥有巨富的人，会给家人和人类带来不光彩。人们要在有生之年，用智慧把财富花出去。其实，把钱花出去，比挣钱更难。”王名说：“你可能很奇怪，为什么花钱比挣钱还要难？有了巨额财富就不一样了，每一笔钱怎么安排，怎么有效地花出去，是要动脑筋的，自己花才踏实。”

　　王名说，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慈善理念不同，这与传统观念、外部制度等有很大关系。但“富人们正在接受这样的理念，这是好事，他们开始做公益了。”

　　乐施会中国部新闻发言人段德峰则认为，“我们也注意到过去国内基金会资金来源更多地偏向于从大企业筹款，不过，从此次地震，很多基金会其实也开始意识到，一旦能取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作为一个个单个的个人捐款者，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善款来源。”

　　段德峰说：“盖茨的捐款全部给了自己管理的基金会。事实上，去年以来，国内的私募基金会已经在加速发展。比如腾讯基金会等，一些声誉良好的大公司也在考虑成立私募基金会。”

　　广东富人走在前列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周秋光是研究中国慈善史的专家，著有《中国慈善简史》。在他看来，中国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是中国社会最早期的慈善思想及其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近30年不谈慈善，凡是社会上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体都由政府的福利事业包起来，结果日久天长，政府便感觉力不从心，不得不向民间求助。”周秋光将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成立至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创立，视为慈善事业在大陆逐渐复兴的15年。最值得一书的是1998年的那场洪水，“把人们的慈善意识唤醒了，大家开始重视慈善事业。”

　　2004年，中国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把从事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法人定义为基金会，基金会中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该条例被称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里程碑。

　　据王名介绍，到2006年下半年，已经有400多家非公募基金登记注册，规模都很庞大。“按照规定，地方注册门槛200万元，中央注册门槛2000万元，许多企业基金远远超过了这一规模。”

　　“广州翟美卿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是第一家。”据了解，香江基金会在该条例颁布后开始正式申请，2005年6月14日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而翟美卿已经向其中打入了5000万元人民币。

　　之后，陆续有一批巨富基金会登记注册。王名透露，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非公募基金会规模可能达到10亿元，目前基本程序已经走完。“在这些非公募基金中，不少都是广州、深圳的。”

　　王名将2007年称之为中国基金发展的标志性一年。“基金会大规模注册，资金总额显著增加，非公募比例明显上升。虽然我们的规模总额有200亿元，相比较美国五六千亿美元的规模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你要想到，2006年的时候，我们才只有50亿元。”

　　王名说：“国内企业家已经很不错了。成长没几年，第一代还没过，就有意识地去做公益、做慈善。”

　　国外机构有正面影响

　　王名对欧洲和香港进行过多次访问，他认为香港和欧美慈善事业的模式比较接近。慈善组织在政府之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香港在这个领域更加成熟和发达。慈善组织之间的“竞争”也比较激烈。捐款人有很多选择的可能性。所以各个慈善机构也竭尽所能地提供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财务透明度，以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和支持自己的工作。”

　　事实上，李嘉诚基金会、邵逸夫基金会等香港知名基金会也许扮演了中国民间基金会的启蒙角色。李嘉诚在一次演讲中把其基金会称为“我的第三个儿子”。这个1980年成立的基金会捐款额已逾97亿港元。他说：“在华人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是一种责任，我呼吁亚洲有能力的人士，尽管我们的政府对支持和鼓励捐献文化并未成熟，只要在我们心中，能视帮助建立社会的责任有如延续同样重要，选择捐助资产如同分配给儿女一样，那我们今天一念之悟，将会为明天带来很多新的希望。”

　　近年来，国际知名的慈善机构陆续进入中国开展项目，在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管理经验。王名说：“总的来讲，国外慈善机构的影响是正面积极的。首先是资金；其次带来了项目运作模式，在资源使用方面非常规范；三是管理体制。国际大慈善机构都有全球网络，慢慢我们也会这样去做。”

　　现状

　　专家观点

　　茅于轼：美国慈善主力是老百姓

　　慈善是有阶段的。三十年前,中国还没有社会性的慈善,主要是个人间的帮助,没有基金会，人们关注的仍是能否吃饱饭。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民间慈善时代,但慈善环境还没有跟上。

　　虽然已经有许多民间慈善组织,但真正合法注册的很少。因为国内现状还是政府在做慈善——政府对老百姓说，把钱给我，我来做。我的看法是，慈善不是政府做，政府做的是福利。慈善如果由政府来做,就会成为“官样文章”,而且很难监督。

　　中国慈善的社会风气还没培养起来,美国80%~90%的慈善基金来源并不是大企业而是靠一家一户出钱,比尔·盖茨这些大企业家慈善捐赠虽然高达数百亿美元,但其实慈善的主力还是老百姓。

　　有数据显示,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5%的捐款来自民众,这些捐款占了老百姓平均收入的2%。在美国,13岁以上人口中有50%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

　　这次大地震，王石说的一些话太不好了。据我所知,中国许多企业家都愿意出钱搞慈善，不求回报,连名字都不要。

　　但要注意慈善两大原则,一是慈善是自愿的,二是慈善是不图回报的。我不同意搞什么捐款排行榜，任何强迫的“慈善”均违背了慈善的本意。

　　中国慈善者言

　　翟美卿：捐赠款项超4亿

　　人死了挣多少钱都是带不走的，那么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能留下的是什么？在事业刚起步打拼的年代里，很少去思考慈善的问题，当事业达到一个阶段，能为社会做点事情，人生就完美了。

　　现在，我发展企业、为事业打拼的动力就是慈善事业，我有一个梦想，让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达到10亿元的规模，这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慈善事业应该是力所能及地去做，长期做，但并不是要到处留名，我的标准是要把款项落到个人，真正成为受益者的一部分。在中国，慈善机构突出政府主导，不是个人力量可以独立完成的，香江基金目前的方向主要以直接捐赠为主。(廖靖文)

　　彭磷基:慈善投入超2亿

　　做善事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助人的心意。我的祖父也没什么钱，他开了间善堂，节衣缩食，自己少吃一碗粥，少穿一件衣服，就可捐出来给更需要的人。

　　这点对我影响很大，上世纪70年代回番禺家乡时，看到一班小朋友吃不饱，还在昏暗破旧的房屋读书，心里很难受，自己也没有多少钱，就将浑身上下能找出来的钱和两支笔、一本笔记本等，反正能给出去的东西都给他们了，只留下够回香港的车票钱。

　　社会责任不分企业大小，是每个公民与企业都应有社会义务。回馈社会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100元能捐出1元就很慷慨了，因为他捐了身上的百分之一的财富。

　　陈光标：年度捐赠1.81亿

　　财富如水，有一杯水自己喝，有一桶水可以放在家中，如果有一条河的时候要学会与他人共享。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生很短暂。

　　中国企业家腰包里的钱都很多，怎么来挖掘对慈善理念的认识？主动地发自内心地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我对慈善分四种类型，第一投资型，第二慷慨型，第三无奈型，第四虚假型。

　　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都成为慷慨型的慈善家，要发自内心地帮助别人使自己快乐。我经常睡到夜里就笑醒了，因为想起多少人在我手上改变了命运，想起来就笑，会吵到夫人上班，后来就分床睡了。我通过媒体呼吁中国更多的民营企业家行善。

　　20年如何追上200年？

　　捐款抵税配套政策不全传统观念影响缺乏捐赠渠道

　　王名在3月份全国两会时提交了一份提案，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十八九世纪美国非公募基金发展高潮前出现的迹象。“中国慈善发展的时间短，又处于转型时期，还带着计划经济的一些特征，要摆脱很难。政府的影响很大，企业的制度能力建设不足，内部组织制度结构、体系间相互制约、问责制度不成熟。但我们没有必要和美国横向比较。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们可以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走完美国两百年的路。”

　　当然，要用二十年的时间走完美国两百年走完的路，困难重重。

　　捐款抵税手续繁琐

　　困难首先来自于税收等配套政策。2005年，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搞了一个捐款抵税实验——8月30日，他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元，同时凭借收据办理个税减免手续。

　　他整整办了两个月，走了10道程序：让单位的财务人员计算减免抵扣税额，修改本月应税工资；再向税务部门提交修改后的“税务明细申报表”；本人填写4份“税收缴款书”送至银行；财务处再根据银行单据重新做账，下月恢复原工资明细；终于，王司长在他10月份的工资条上减免了50元税款。

　　他不由感叹：我办理这些手续还用了这么长时间，社会上一般的百姓又会怎样呢？事实上，2005年全国民政系统共收到个人捐赠17亿元，其中个人退税率为零。

　　形成对比的是，美国人捐款减免税极其方便，只需在年底的报税单上附上慈善机构的抵税发票，即可坐等寄来退税支票。美国政府1917年出台相关的免税政策鼓励捐赠，甚至鼓励不是很有钱的人也可以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部分来免除所得税，所以后来捐赠就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

　　尽快出台遗产税法

　　此次盖茨捐出财产，与此前股神巴菲特捐出近400亿美元类似，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于遗产税的关注。现行的美国遗产税超额累进税率，遗产数额越大，税率越高，最高达55%。2006年起征额为200万美元，如果一个人要继承一笔500万美元的遗产，真正能到手上的也就200多万美元。不想缴税的唯一途径就是捐助慈善事业，因此即使是最吝啬的富豪也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我国尚未在这方面有规定。王名在今年两会时就提倡“尽快出台遗产税法”。

　　此外，企业所得税也应当有所动作。王名认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自成立以来都有过一定的捐赠行为，然而大部分属于直接捐赠。许多企业在捐赠时并未意识到还有税收优惠待遇。

　　2007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将公益、救济捐赠的免税范围，扩大至所有经批准成立的非营利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并将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权限下放到省级财税部门。“扣税比例较此前的3%有了大幅度提高，也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有很大的激励意义。”

　　须培养社会慈善文化

　　以现代基金的出现为标志，美国奠定了其在现代慈善事业中地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曾介绍，美国现代公益事业主要有三个特征——其目标是“治本”，美国不少基金会的口号是“向贫困的根源开战”；二是有组织、科学地用钱，有健全的组织架构，每笔钱的用途严格评估；三是“授人以渔”，不是“授人以鱼”，主要帮助人自立以摆脱贫困，注意避免养“懒汉”。

　　因此，美国的基金会所开展的项目虽然林林总总，但教育和健康领域始终是最集中的关注点，有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健康的体魄，就有公平的竞争机会。

　　她认为这种新的慈善模式之所以在美国出现是有原因的。“首先，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有这么多财富集中在私人手中，而且集中得很快；二是思想方面的原因，相信人只要受了教育就能提高；三是这批人都是社会的受益者，有很强的主人翁精神，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社会变得更好。

　　专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父子财产传承等传统观念仍然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一定阻力。而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面临社会财富的快速集中过程，一方面生产力大大发展，财富的积累速度是空前的；一方面,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这要求政府建立健全社会福利政策外，还要大力推行慈善公益事业，缓解社会矛盾。

　　“对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的捐赠活动，从需求看，中国社会各界的捐赠热情异常高涨，需求极其活跃，问题在于现有以官办为主的慈善机构无法满足需求。目前中国最缺是安全、高效的捐赠渠道。公众希望自己捐出的钱用得安全，用得有效率。”她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