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刚满三岁那年，痛恨“读书无用论”的我想教儿子学知识。当时我在离家二十多公里的山川公社林牧场的高山上植树、养猪。待到1980年林牧场解散，才回家与妻子共同生活，担当起了教育儿子的重任。

　　儿子十分聪明，三岁的他不但会算算术，还会背诵近百个国家的首都，邻居街坊都说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1984年，家里造起了新屋，此时女儿也有三岁了，那年分山分田到户后，我一开始还十分担心支撑不起这个家，没想到，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新气象。

　　198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十年，我在山川乡政府任打字员，那时女儿读小学，儿子读初中，家里负担虽然比较重，但一家人和和美美，自有一番生活的乐趣。

　　1998年，我在县新华书店做临时工，儿子已从浙江大学毕业后从事医用软件的开发工作，从此家中可以说是缓了一口气。后来因为符合了杭州户口落实条件，儿子把户口从安吉山区迁到了杭州，同时还在杭州买了房子，娶了媳妇，我心中的一块大石也算落地了。

　　此后，女儿也从县成人中专毕业，走上了生活舞台，后来考出了全国导游证，在杭州做导游，今年也要出嫁到杭州去了。

　　儿子和女儿经常跟我说，操劳了一辈子，也该享享福了，让我到杭州去，可我舍不得这里，这里有太多值得我回忆的东西。

　　一个山区的农家小户，如今儿女都“飞”进了省城，别人都说我在梦中都该笑醒了。当然，我很高兴，高兴儿女争气，更高兴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扬帆前行，让所有的炎黄子孙振奋。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一个山区人家，哪能梦想自己的孩子会走进省城，成为杭州居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