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也想做合法、正规的生意，但婚介所一开起来就发现老老实实做生意很难生存。”娄卫庆说。当他看到其他婚介所里用婚托骗钱，生意反而红红火火，于是就决定随波逐流，开业半年来，他用婚托先后骗了560多位应征者，非法获利28万余元。

　　32岁的娄卫庆是本报5月18日《两“婚托”争宠揭出婚介黑幕》一文中的杭州青鸟婚姻介绍所的老板。昨天，包括娄卫庆在内的9名被告人，被下城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其中7人为“婚托”。

　　娄卫庆经营的婚介所是去年9月28日开张的，一开始他也想好好干，但是头两个月连续亏钱。

　　在自己做老板之前，大龄青年娄卫庆也去过杭州其他好多婚介所找对象，没想到都被要求“入会”，随后对方又以“婚托”应付，他也上过几次当，花了不少冤枉钱。

　　看到其他婚介所利用“婚托”发了大财，娄卫庆也动起了歪脑筋，意识到只有靠“婚托”才能赚钱。正好，娄卫庆的女朋友陈惠弟也在婚介所做过，对婚介所利用“婚托”骗钱的内幕了如指掌。

　　两人商量之后，陈惠弟就去找了朋友俞雅清来帮忙，并决定以后全部用“婚托”。

　　作为经理，娄卫庆负责为青鸟婚介所在报纸上虚构一些征婚女子的广告，以此来吸引征婚男子上门，陈惠弟负责内务。

　　“婚托”也包括从中牵线的“红娘”，主要负责接电话，接待上门征婚的男子、收费，老板不在时有权安排合适的“婚托”见面，不少“婚托”是由“红娘”介绍来的，只有收得“介绍费”越多，“红娘”的收入、提成才会水涨船高。

　　40岁的商某是婚介所里的“红娘”，在她手中被骗的征婚者超过160人。她说，在婚介所里，包括老板在内所有的人对外都不用真名，“婚托”和“红娘”之间也不知道对方真名，只有老板才知道所有人的真实身份。应征者交了钱后，由红娘以短信的方式将相关信息通知“婚托”。

　　“婚托”出去与客户见面一次报酬是50元。“红娘”的收入主要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商某说，一开始她的基本工资每月1200元，后来涨到每月1400元，业绩提成则是按百分比计算。业绩在一万元以下是6%，一万元到一万五千元是10%，一万五千元到二万元以上是15%。随着应征者的迅速增加，商某一个月最多可以拿到近万元。

　　在警方移送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材料中，至少有79名被骗男子对9名黑“婚介”人员进行了指证。被骗男子年龄跨度在22岁至53岁之间，其中相当部分在30岁以下。

　　32岁的黄先生是其中一名受骗者，他说自己离婚后想再找一个伴侣。因为是外地人，黄某想找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

　　今年3月23日，他在报纸上看到青鸟婚介所登的广告，所推荐的人选都家境比较殷实，黄先生心动了。

　　按报纸广告上的电话打过去后，婚介的工作人员说，有一个30岁姓蓝的女士是单身的，杭州有房子，比较适合。

　　第二天上午，黄先生就迫不及待地赶到青鸟婚介所，接待人员推荐让其加入青鸟婚介所的会员，说会员费是1080元。黄先生当时就提出身边没那么多钱，对方说先交380元才能见人。

　　交了380元后，等了约半个钟头，果然来了一个自称叫“蓝佳茜”的女子，老家在金华，现在在杭州汽车东站开店，在灵隐那边有一套房子，还说曾给一个有钱的男的做过情人，没结过婚，然后跟黄先生瞎扯了几句，就说有事溜掉了，前后不到10分钟。

　　在被害人的陈述中，见面的女子大都如报纸上吹嘘的一样，自称有房有车或者很有钱，一副“富婆”模样，让许多有“傍富”心理的应征男子心甘情愿地交了“会费”。

　　根据从娄卫庆手里缴获来的大量账本等线索，检察机关最后认定，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4月期间，在娄卫庆、陈惠弟的组织策划下，9个人利用“婚托”骗钱的手法，先后骗取560余名被害人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8.2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