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小溪口正处于历史的辉煌期。当时，小溪口作为至湖州，通长兴的货物中转站港口，商业经济极其活跃；农业经济也非常发达，有着“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称号。物质财富的丰裕自然促使大家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特别是带来了学习“新文化”的空前繁荣。小溪口的权贵名流纷纷求学外地甚至国外，学成回来后，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式教育的推广中：通过兴办新式学堂，运用现代教学管理理念，把这些先进的文化传播给家乡的老百姓。新式教育不仅使小溪口人受益，更夯实了小溪口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特色小乡村。

　　穷人也能上学

　　在教育上，旧社会不仅重男轻女，更是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富人读书，穷人养猪”是旧社会教育最直接的体现。小溪口当时的富人大多是商界子弟，穷苦的农民面对门槛过高的私塾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

　　这种教育机会不均的现象终于在光绪年间被打破。时值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运动，废科举、兴西学，改革教育制度时。韩宝华(1877年出生于小溪口虾土斗，祖籍河南光山人，光绪23年补博士子弟员，担任浙江省工八部部长)，深受维新思想影响，感悟“餖丁之学，岂足以救国耶？”，因此，他于宣统年间(1909—1911年)创办小溪口第一所初小学堂——“安溪小学”，开乡村学风之光。同时，韩宝华还特地组织了“农民积极先进会”，帮助农民扫盲，督促他们白天劳作、夜晚学习；并且还制定了奖赏机制，给每晚来校学习的农民每人发3文钱，这极大地激发了小溪口农民的学习热情。

　　“安溪小学”最初旧址在小溪口中街东面的关帝庙，韩宝华自筹资金修整5间屋舍作为学堂，共设2个班4年级。学校创新教育体制，不再沿用原来私塾一个老师的教学模式、改革教授《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教学内容，邀请当时杭州法政专科学校的老师前来授课，并设立专人负责管理学校。到民国19年，正值韩宝华病逝于上海，“安溪小学”也由小溪口关帝庙迁往小溪口三华里外的红庙，继续办学至民国24年。

　　雷震倡议兴办新式学堂

　　1934年，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雷震从南京赴小溪口庆祝母亲50岁大寿，在此期间，雷震倡议亲朋好友集资办学、造福桑梓。雷母欣然同意，并率先捐助水田2亩及所有寿辰贺礼作为学校基金，长兴、安吉两县社会名流纷纷响应，捐资相助，共捐助农田260亩。自此学校有了自己的稳定资金来源，保障了教学的独立持续运行。

　　本次倡议活动成效显著。雷震决定成立长安学校董事会，自任董事长，尚传道、尚实甫任副董事长，选址小溪口，购地置房，翌年春，18间校舍落成正式招生开学。而后，为了发展需要，相继扩建校舍8间，学生宿舍一幢，大礼堂一座；并开辟校园种花植树，买图书，购仪器，先进而齐备的教学设施在当时湖州教育界都是首屈一指。然而，在万恶的日本鬼子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大礼堂于1938年被日寇烧毁了，学校也被日本鬼子占为部队营房，教学因此被迫中断。抗战胜利后，雷震先生再度出资重建大礼堂，落成后，雷震先生亲笔在南边大门上题名“弘牯堂”，在西边大门上题名“礼堂”。

　　“洋学堂”里的教育

　　雄厚的资金实力为打造“洋学堂”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除“硬件”设施外，长安学校在“软件”方面照样做得非常出色，德智体教学方面都请了全市优秀的老师来上课。

　　学校对学生们实行现代化的新式教学管理体制，每年有春秋两次招生，共分6个年级，每节课结束后有10分钟的课间休息，学生学习不仅有音乐、体育、书画等方面内容的课程，还有严格的军队训练，野外拓展训练等。此外，学校还实行奖学金制度，对教学卓有成就的教师和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奖励，对贫困学生给予一定的补助。良好的教学环境和条件，不仅吸引了小溪口本地的求学青年，而且也吸引了安吉、长兴、吴兴三地的众多学子来此求学。

　　学校除常规现代式授课课程外，长安学校还特别重视学以致用，强调农业知识的教学教育。1948年，浙江省教育主管部门批准长安学校改为教学试验学校，重点试验项目为农业劳作学，并派精选教员去浙江农业大学学习。解放初期，在农业试验专题上长安学校也曾做出了不少成绩，得到了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俞子夷厅长的肯定。

　　创新的教学模式、过硬的教学质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成为当时学校在三县教育界以及群众中颇具声誉的学校。1948年，长安中学应届毕业生中共有15人报考省立湖州中学，录取14人，其中钱成璋以优异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早年的李惠民考取复旦大学，而后成为乌鲁木齐市市长；永显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后在航天科学院工作；罗永祥大学毕业后，终成为吉林省副省长。

　　后记：清末民初的小溪口确实在教育方面开了先锋，并红极一时，让小溪口一度走在教育的最前沿。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他们是幸运的一代，或许有的人只受过一两年的短暂熏陶，但是这段经历对他们来说是永生难忘，受益终身的。

　　(文字：见习记者 曾秀良 通讯员 梁学文 摄影：记者 於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