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意见》共规定了十种行为的定性处理问题：一是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二是收受干股问题；三是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四是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五是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六是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七是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八是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九是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十是在职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此外，《意见》最后一条还规定了关于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问题。

　　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具体界定，是当前办理腐败案件极为复杂的一个问题，《意见》指出，第一，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如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或者以高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物品，与直接收受财物相比只是手法上有所不同，性质上都属于权钱交易，可以认定为受贿。

　　第二，考虑到这类交易行为的对象多为房屋、汽车等大宗贵重物品，如简单规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或者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达到受贿犯罪的定罪数额起点的，都将构成受贿犯罪，则有可能混淆正常交易与权钱交易的界限，也不利于控制打击面。为此，《意见》规定了“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的限制性条件。

　　第三，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行为人实际获取的好处是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以此认定受贿数额符合刑法规定。

　　第四，考虑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优惠让利是一种正常而普遍的销售方式，《意见》明确，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意见》规定的问题，都是案件查处中经常遇到、存在异议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提出明确处理意见，有利于及时查处、依法惩治各种新类型受贿犯罪活动。同时，《意见》对各种具体受贿行为的细化以及罪与非罪的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划出了清楚的边界，有利于国家工作人员统一认识，增强自律意识，提高防范类似行为发生的警惕性，因而具有重要的教育警示意义。